石油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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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找回國家的責任／編輯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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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菲律賓發生軍變，距上次軍變已有15年，但距離軍人倒戈參加人民革命，反對前任總統艾斯特瑞達只有兩年不到，這顯示出菲律賓社會因貧富懸殊，已呈現出不穩險象。二次戰後，菲律賓建立了菁英民主制，的確初創期的菁英有勵精圖治的雄心，但隨著權力享受理想遂逐漸隳敗；1987年菲律賓曾有一次軍變，是由軍中改革派的宏納桑領導，當時宏納桑發動軍變時發表義鄭辭嚴的聲明－要求整肅貪污、維護國家主權，其理念甚得菲人支持與同情，但軍變失敗被捕，在羅慕斯當總統時獲得特赦，並參選當選為參議員。宏納桑躋身參議員行列後，變成體制內享有既得利益者，菲律賓的改革動力於焉消失…。
相同的情節在世界不同的地點上演，菁英不會革自己的命，在權力的光影中缺乏自省的能力；後山花蓮縣長的補選，許多人將之視為總統大選的前哨戰，但執政黨藉執政諸多方便與資源卻落敗；因為新政黨的執政並未帶來希望，這樣的結局是民眾對執政失望的反動，許多人都認為近代台灣政黨輪替，只是「顏色」輪替，不管是藍換綠或綠換藍，路線不變政策依舊；國民黨執政時民營化政策被喻為財團化，民進黨執政時民營化政策仍是處處圖利財團；在7月31日的立院「假民營真圖利」論壇裡，甚至還聽到支持勞工的立委對政府官員說出：「勞工怕被亂賣，但若你將它們賣給王永慶、張忠謀這樣善於經營的企業家，你看勞工還反不反對！」的話，極端右派無反省的思想才是造成台灣勞工今日困境的主因！ 國公營事業是國家對經濟的矯正器，也是對人民生活的基本保障，在過去它擔綱了促進經濟發展的基礎，但在21世紀它更應該被改造負起救援「市場失靈」的功能，這是國營事業的社會責任，更是國家對人民的責任。但今天的台灣卻有一個新的現象加速出現，那就是「國家萎縮」，「新貧階級」與新經濟的發展成等遞增，而「市場失靈」與「國家失靈」同時迸發，面對競爭力、全球化、WTO、知識經濟，人們在系列新型剝削的鉅變中驚慌失措，於是社會「再叢林化」造成了冷漠的新主流價值，以鄰為壑的危機迅速讓台灣社會崩潰。 因此反民營化不僅是爭取勞工的生存權益，它其實是在爭取一個適合人生活的經濟型態，是力量的對抗，是左右的對話！如果自由主義的精髓在「多元化」，那麼反民營化也正是反對資本主義對經濟唯一的詮釋－將對人性、風險的考量剔除，只要求利潤的極大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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