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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議題]因應全球化,台灣能嗎?/艾凡那夫勞工議題

因應全球化,台灣能嗎?/艾凡那夫

        近年來,「全球化」觀念普及,倡導世界大同的「地球村」,使全球成為一體,政府變成虛擬政府,國家成為虛擬國家。具體的例子就如同歐盟的成功整合,儘管仍有許多問題,但是全球化、自由化的潮流已形成一股不可抵擋的趨勢。希望透過全球化的市場機能使貧窮國家有機會振興經濟,擺脫貧窮。         惟十幾年下來,世界貧富差距大增,在獲得全球化所帶來的甜美果實之前,似乎已問題重重。對有競爭力的大國來說,全球化當然對之利多於弊;但是對於小國來說,全球化就如同獨裁者,似乎你不同意全球化就判死刑,有如獨裁者的暴政。許多歐洲的社會主義國家,在面對全球性的經濟自由主義時,本國資金的外移、勞動生產率下降、經濟成長率低迷以及居高不下的失業率等現象,都使得其過去所強調的社會公平以及財富均等的政治理念受到了相當大的考驗。 我國非社會主義國家,且採取以資本主義為主的民生主義為經濟主體。但是民生主義中強調的「均富」觀念,也是我國相當著重的指導原則。在政府不斷的推動經濟自由化、全球化的同時,台灣似乎也是出現了上述歐洲國家所發生的種種問題。不同的是,歐洲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至少有基本的社會福利制度保障,甚至有左派所提出的「第三條路」(The Third Way)來平衡不斷右傾所造成的不良影響。以瑞典為例,其社會民主黨政府雖然為了經濟上的利益加入了歐盟,經濟自由化對其社會保障制度的衝擊也是相當巨大,資金、服務、勞動力的自由移動造成了其社會福利體系運轉上的種種問題,但是瑞典其號稱「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保障制度仍使瑞典人民無後顧之憂。此外,在失業情形嚴重以及經濟不景氣時,左派勢力也適當地扮演了一個全球化手煞車的角色,以暫緩全球化對人民的不良衝擊,使人民有喘息與調整的機會。         反觀台灣,已不甚完善的社會福利措施朝令夕改、時有時無,老人年金的發放,最後也是無疾而終。關於保障勞工的立法,也是延遲多年。針對不可抵擋的全球化、自由化洪流,政府也只知一股腦地實行民營化、自由化,但對於人民痛苦指數(失業率加上通貨膨脹率)的不斷增高以及國內環境人情對全球化的不適應卻完全提不出改善之道,甚至採取忽視的態度。         全球化並不是一件絕對的壞事,只是需要針對不同國情以及需求去採取配套的政策,全球化應該有實際且適合每個國家發展階段的模式,不能一律套用自由市場和開放經濟理論,而這當然有賴政府的決策領導。在全球化風潮下,台灣的企業領導人為了追求「股東利潤」,四處找尋低工資國家生產,資金產業大量外移,忽視對本地的責任。此外,在「公平競爭」的光環下,原本要透過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來增加消費者選擇、促進最大經濟效益的原意,卻在大者恆大,小者遭併購或淘汰的結果下,形成貧富差距的不斷增大,而消費者也因大企業的壟斷而減少了選擇。所以,依照經濟學的角度,當「市場失靈」時,就需要政府來介入了。         在一些發展中國家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發現國家政府對於經濟發展策略上以及危機處理上的主導地位仍然是必要的。例如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以自己的方法,解決了馬來西亞金融危機,而不是採取國際貨幣基金(IMF)的意見;此外,中南美洲國家經歷二十幾年的自由化、開放市場,大部份國家經濟成長率還不如七○年代。近年新上任的巴西總統魯拉提出的新經濟計劃中,仍然保有很多國營事業,市場也不完全開放。所以全球化、自由化的開放程度以及過程都是需要符合不同的國情、經濟狀況的轉變來由政府規劃的。再舉較近的例子來說,台灣在國際化、自由化風潮下,西方社會甚為流行的塑膠貨幣,包括信用卡、現金卡、簽帳卡等,這幾年間在台灣社會扮演了空前未有的重要角色。但由於銀行業者的盲目衝績效,以及主管機關睜一眼、閉一眼的無政府狀態下,造成「卡奴」問題越來越嚴重,政府面對將來可能影響金融產業及國家經濟發展的信用卡風暴及金融產業正規經營問題日前才開始趨於管制處理。惟無形之中已對社會價值觀造成傷害,民眾維護、重視信用的觀念,以及督促金融產業回歸正派經營,可能需要朝野大眾更長的時間,以及更細心的訶護,才能見到成績。這也是一項未經由合理配套措施就貿然進行自由化的顯著案例,當國人尚未如西方先進國家人民般有信用消費觀念時,就大舉引進毫無管制,結果就如目前面臨的問題一樣,只能盡量從事事後補救了。         在政府大力推動全球化下,台灣要怎麼走?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全球化潛藏著依附或受制於強國及市場競爭機制下的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殘酷現實,不利的競爭地位、資本無序流動、債務危機加深、經濟秩序混亂等,終使許多國家經濟增長難以為繼,陷入社會紛爭與政治動蕩的局面。台灣處於將邁入已開發國家的關口,解決全球化問題的關鍵在於政府。政府的作用將影響經濟增長與社會公平的關係,如果政府變得無力保護本國大多數人民的物質財富,無力保証能夠按照公正的原則來向社會紓解財政、金融負擔,那麼社會弱勢團體以及那些不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部門和機構,也就容易淪為犧牲品,最終也只是富者越富、貧者越貧的狀況加重而已。如果全球化影響到政府增稅、掌管稅收支出及加強管制以實現特定國內政策目標的能力,它必然會削弱政府制定政策的能力,而社會保障將面臨最直接的衝擊。如前文所提及的,瑞典政府面對挑戰時,能堅持其保護人民的政策立場;但是,台灣政府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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