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一開始(註1) ，一位身穿白色襯杉繫著領帶，儼然是白領上班族的青年，神色不安地猛踩油門驅車向前急奔，當他慌亂地向後望去時，後頭正緊緊尾隨著另一輛車子。當這段飛車追逐於衝進一座廢棄的工廠後暫時停止，追逐與被追逐者這才離開座車並開始對話，這才發現一切事件的主因全是為了爭奪白領上班族手中那只提箱，而白領上班族並非提箱的真正主人，他不過就是一個「代班」的兼職員工，而追逐他的殺手竟也是「企業」派來的「派遣勞工」。
當代班員工與派遣勞工為了達成工作要求進行談判時，免費的實習生、校外教學的未成年勞工與非正職的看護工逐一加入戰局。在一陣搶奪混戰中，提箱內的機密意外曝露出來，原來那竟是一紙無比珍貴的「全職工作聘書」。
血戰一觸即發，猶如鯊魚聞到血腥味般，接著，無數如喪屍般的失業勞工，從大街小巷中湧出，爭搶這稀缺猶如珍寶的「全職工作聘書」，而聘書在混亂中化成了碎片，飛散在空中。最後的畫面，則是一位老人向兒童誦唸這段「床邊故事」，因為全職工作已是未日般貧民窟中的童話故事。這部微電影，可說是歐洲對於完全就業已消逝的現代寓言。
- 上一個世紀的童話－福利國家的美麗境界
現代福利國家是從19世紀逐漸發展起來的，最早見於德國俾斯麥的社會保險體系，1870年德國的歷史學家描述俾斯麥的「國家社會主義」政策是在創造一個「福利國家」。19世紀最後幾年裡，歐洲的許多國家都採納了國家或城市保險計畫。但在1914年以前，創建「福利國家」的觀念仍不是大多數歐洲國家執政者或改革者的刻意追求的目標，畢竟在「市場才是萬靈丹」與「自由放任」大旗仍高張下，幾乎沒有人有意識地希望增加政府的權力，而工業化帶來的社會問題仍然不是政府主要關注的問題。
直到1929至1933年經濟危機震撼了整個西方世界，凱恩斯經濟學和庇古福利經濟學臨危受命，力主摒棄傳統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對經濟實行國家干預。
凱因斯主義者認為，發生經濟危機的主要原因在於總體需求不足，為了提高總體需求，政府可以透過種種政策，如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低利率政策與擴大公共投資等方式，引導資本擁有者將投資方向導向工業生產。在工業生產擴大的過程中形成對於勞動力的需求，其結果是造成充分就業的局面。充分就業下的勞工透過工資的取得及提高，消費與購買力增加，如此又提高了工業資本家的利潤報酬率，增強了進一步投資的意願。如此形成一個良性的迴圈，刺激景氣快速由低迷中復蘇。
在很大程度上，總體經濟政策的轉向進一步加強了國家對經濟和社會的干預和管理，並進而形成了以混合經濟、充分就業、公平分配和社會福利為主要內容，以經濟發展與社會公正協調並進為基本理念的「福利經濟」模式。其核心構想即是，在充分就業的條件下，不僅勞工的實質可支配所得增加，支付福利國家運作的財政來源，無論是透過徵稅或社會保險費的方式，都能獲得穩定的確保。另一方面，國家也有能力從企業汲取維持福利國家所必須的支援與資源。
可以這麼說，1930年代的經濟危機是西方福利國家觀念徹底更新的催化劑。正是由於市場經濟的不完善和社會的無力，如同英國經濟學家貝佛里奇（William Beveridge）(註2) 所言：「保護國民免於大規模的失業……這必須確定無疑地是國家的職能，就像國家現在保護國民免於來自國外的威脅和來自內部的強盜和暴力的威脅一樣。」而由國家來保護國民免於社會風險不僅是政權合法性與正當性的準則，更是現代工業國家的共識。
在此共識的原則下，現代福利國家的政府可分為三個主要面向：第一、由政府出面提供與個人及家庭收入相應的最低收入保障；第二、政府有責任幫助個人及家庭抵禦諸如疾病、高齡和失業等社會風險可能帶來的危機；第三、政府保證所有的國民個人，無論其社會地位的高低，享受盡可能最好的、沒有確定上限的社會服務。
在福利國家體制下，將原先相互矛盾的兩個目標──經濟成長與所得分配、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有效地結合起來，為二戰以後西歐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的快速發展創造了條件，而社會補助體系的覆蓋面遍及全體公民，達到了從搖籃到墳墓的理想狀態。
- 虎姑婆來了－新自由主義的冷酷異境
原是貌似為勞資創造雙贏的福利國家體制，隨著1970年代兩次石油危機的爆發而面臨了結構性轉變。尤其是東亞等後進工業國的崛起而促成國際競爭的加劇、從製造業到為服務業為主所產生的產業型態的改變、國際金融體系的改變都使得歐美等先進國家資本積累的過程越來越不順暢，企業獲利的能力大為減低。
資本家的力道藉此提出重擊，由此產生了對福利國家體制的批判，他們認為福利國家機構強加於資本之上的管制與稅收負擔抑制了資本投資的動力；同時，福利國家所認可的要求、權利以及勞工與工會所擁有的集體權力，抑制了勞工工作的動力，或者至少不能迫使他們像在完全市場經濟條件下那樣努力而有效率地工作。因此，資本家宣稱福利國家阻礙了市場力量正確有效地發揮作用，這將有損於「國家」，實則是他們自己，在世界市場慘烈競爭的生存利基，福利國家的「減肥」因而是正當且必要的。
很明顯地，在歐美等先進國家遭遇發展危機下，「資本」佔了上風取得主導政策轉變與體制改革的「霸權」，而這個資本霸權即是在「新自由主義」旗幟下崛起。
新自由主義在政策上著眼於減少國家干預，要求國家轉換角色，把自己的作用限制在保證市場自由運作的範圍內。為了削弱和限制國家的作用，新自由主義主張：
1、市場統治：
認為應當在國內外市場上放鬆乃至取消政府對公司行為的管制；應該最大限度降低稅收和關稅，對國際貿易和投資更加開放，非關稅貿易壁壘也是不可接受的政府干預行為；應該取消一切價格控制，並通過降低工會組織率，降低工資和工人權利，減少對生產效率的影響。一句話，應該讓資本、產品和服務最大限度地自由流動。
2、解除管制：
政府必須解除可能導致利潤減少的任何國家政策，包括保護環境和勞動安全的管制措施；政府的作用應當限於保障機會平等，防止市場歧視，維護自由市場運作的必要條件。在新自由主義看來，唯一合法的國家干預是防止壟斷，因為壟斷損害自由市場。
3、民營化：
新自由主義認為只有民營化才能提高效率，國營企業的存在是國家對經濟的最大干預，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因此，必須對所有公共事業和國營企業實行民營化，把國營企業、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出售給私人部門，包括銀行、重要產業、鐵路、高速公路、電力等，甚至學校、醫院。
在社會政策方面，新自由主義主張：
1、大幅度削減社會福利專案，減少對社會服務的公共支出，例如對教育、醫療、社會福利的公共支出，甚至削減維持道路、橋樑、供水等市政服務的公共開支。
2、取消公共產品概念，以個人責任取而代之，迫使社會中最貧窮、最無助的人依靠本身並不具有的力量解決醫療、教育和社會保障問題。如果有人做不到，那麼責任全在他們自己，例如由於懶惰或者素質低等等。
- 貧富差距拉大下的悲慘世界
提到新自由主義，多少都會想到已故的前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1973年，智利右翼軍人在美國支持下發動軍事政變推翻民選左翼總統阿葉德，新政權為了重建右翼經濟，採納了美國經濟學家所提出的以民營化、放鬆管制以吸引外國資本直接投資、依靠獨裁政治與鎮壓勞工運動確保資本獲利。而在智利進行的經濟重建工程，即是新自由主義的實驗，而這卻給了1979年上台的柴契爾夫人一個靈感，她決定在英國推行，也因此開啟了新自由主義進入主流政治舞台之門。
在丹尼‧杜林（Danny Dorling）所寫的《1％：貧富不均，這才是全球經濟大危機！》一書中提到，當時與柴契爾夫人競選的工黨領袖基諾克（Neil Kinnock）曾說：「如果柴契爾夫人週四勝出，我警告你們不要當普通人。我警告你們不要當年輕人。我警告你們不要生病。我警告你們不要變老。」因柴契爾夫人將新自由主義帶進了英國，使富人變得更加富有，且剝奪窮人的許多權益之後，基諾克這段話，從現在的英國看來，不再是警告，而是事實的描述。
杜林的書從教育、工作機會、住房、醫療與飲食等面向逐一探討社會貧富不均差距拉大下，「所得分配底層的人，力量如何遭到粉碎，而頂層的力量則迅速狀大」的事實，並直問如何透過「慢革命」邁向公平的社會。雖然本書並非直指新自由主義是造成貧富不均的主要原因，但其提出當頂層1％的超級富人如何利用龐大財富推廣他們取走社會財富愈來愈多是正當合理，而讓「其他許多人以為他們永遠『不夠格』進入頂層1％」的作法，確是實實在在地符合新自由主義將個人之所以貧窮完全歸責於個人身上的意識型態，而書中豐富的調查數據更是呈現了新自由主義下的英國悲慘世界。
自1979年以來，英國所得最高10分之1者創造的所得增幅的3分之2，被頂層1％拿走。在2013年英國的平均年薪是24,596英鎊，但居於社會階層頂層的1％的平均所得高達368,940英鎊，是英國全國平均數15倍之多。而不需要執照的低薪工作，往往主要由年輕人從事。1973年，英國16～24歲的年輕女性受僱者中有7％從事低薪、低技能的工作，但是到了2013年，卻增加為21％。至於這類低薪工作中的年輕男性，則從1973年的14％上升到25％。
書中更提到，從2008年～2012年，英國20～30歲的年輕人實質所得每年下降約3％，與2007年的所得水準相比低了12％。但卻因為英國25歲以下的年輕人有5分之1處於失業狀態，因此「極少人抱怨工資很低」。即使是有工作的年輕人，大部分是兼職、定期契約工，或以實習生身分免費工作，或在緩刑中。
- 惡夢漫延至全世界
新自由主義不僅是一種經濟理論，它還代表了一種意識形態和哲學觀。它用市場的眼光看待世界，即一切皆為市場：市場社會、市場文化、市場價值等等，人類為市場而存在，而不是相反，人類的一切行為無非都是競爭。市場甚至成了判斷善惡的標準，參加市場是好的行為，不參加市場的人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失敗者。在這種態度和倫理之下，新自由主義把文化、價值和倫理與經濟聯繫在一起，不但成為西方主流經濟學，而且演變為英、美等國主導的全球意識形態和主流價值觀念。
英國的年輕人愈來愈看不到未來，而「愈來愈少人相信富人創造的財富，我們其餘所有這些人也能分得一杯羹」。不只在英國，杜林的調查中指出自2006年以來，世界各地發起的抗議行動，「絕大多數的核心議題都圍繞著經濟正義」。
絕望的不是只有英國年輕人，因為新自由主義早已藉由英、美等先進國家之手，透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World Bank）、世界貿易組織（WTO），以全球為範圍，以後進國家為攻擊標的，強迫其他國家開放市場，逐一透過私有化，賤賣國產、資本市場自由化，解除資本市場管制，允許資本自由進出、價格市場化與貿易自由化等手段，讓跨國財團累積財富。
新自由主義在一國內部造成了難以拉近的貧富差距，但在國際間，卻更是進一步深化了強國與弱國之間的不平等，正如美國經濟學家史蒂格利茲（Joseph Stiglitz）所說：「與19世紀一樣，歐洲人與美國人在亞洲、非洲與拉丁美洲到處衝破壁壘打開市場，，阻礙第三世界的農產品進入他們的市場。在『鴉片戰爭』中，西方用戰爭來推行他們的不平等貿易。今天，世銀和國際貨幣組織使用的金融和財政手段幾乎一樣有效。」
註1：瑞典黑色喜劇－《全面失業》：
註2：福利國家的理論建構者之一，他於1942年發表《社會保險報告書》（Report on Social Insurance），也稱《威廉‧卑弗列治報告》，提出建立「社會權利」新制度，包括失業及無生活能力之公民權、退休金、教育及健康保障等理念。另於1944年發表《自由社會的全面就業》一書，主張有國家及市場導向的私人企業來聯合運作，對當代社會福利政策及健保制度深具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