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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權益]不平等的國際貿易結構/余世芳勞工權益

不平等的國際貿易結構/余世芳

 

 

          資本主義從它在中世紀的最初萌芽時候起,從來就是一種國際制度。而且它從來就是一種等級制度,頂峰有一個或幾個領導的宗主國,底層有居於完全從屬地位的殖民地,中間有許多層的上級和從屬關係。——Paul A. Baran & Paul M. Sweezy11 Paul A. Baran & Paul M. Sweezy,         呼應Baran與Sweezy之言,就從馬克思與恩格斯的經典名著談起。1848 年時,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雖沒有直接使用全球化的概念,卻在緊緊圍繞資本主義經濟擴張這一主題上,闡述了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相關問題: 2《宣言》指出:

        「美洲的發現、繞過非洲的航行,給新興的資產階級開闢了新天地。東印度和中國的市場、美洲的殖民化、對殖民地的貿易、交換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業、航海業和工業空前高漲,因而使正在崩潰的封建社會內部的革命因素迅速發展。」地理大發現既是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形成的基礎,「市場總是在擴大,需求總是在增加。 甚至工場手工業也不再能滿足需要了。 於是,蒸汽和機器引起了工業生產的革命。 現代大工業化替了工場手工業…」、「大工業建立了由美洲的發現所準備好的世界市場。」這即為經濟全球化開闢了更為廣闊的空間領域。         於是,資產階級用「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砲」,「奪取新的市場,更加徹底地利用舊的市場」,為打開世界之門掃清了障礙。而資本的本性是不斷尋求發展空間,須向各國滲透,「資產階級除非對生產工具,從而對生產關係,從而對全部社會關係不斷地進行革命,否則就不能生存下去。」在資本主義不斷擴張的過程中,「各自獨立的、幾乎只有同盟關係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關稅的各個地區,現在已經結合為一個擁有統一的政府、統一的法律、統一的民族階級利益和統一關稅的統一民族」。因為落後地區或國家是被動地捲入進世界市場,「農村從屬於城市,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城市從屬於文明的國家,農民的民族從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 使東方從 屬於西方」,即表明了在全球化的衝擊下,國與國之間的從屬性從一開始就帶有不平等性。貧困的來源         誠如Charles Bright 與Michael Geyer 所言:「 全球整合與地方自主並非是某種選項的問題,而是兩個平行且彼此互動的過程。」3 Hettne 也說:「 全球化與區域化其實是在全球結構變遷浪潮中,同時並進的兩個過程。」4 1990 年代再度掀起的新一波經濟 區域集團浪潮,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重新構築了一個「正式的」、「建制化的」南北關係的連帶。就在1990 年代,冷戰的結束和兩極格局的終結,標誌著國際政治進入了多極化發展的新時期;而冷戰後加速發展的世界經濟全球化,更是一舉推動了國際經濟形勢的調整。區域經濟一體化和世界經濟全球化在20 世紀後期同時獲得迅速發展,並非偶然,鋪設跨國經濟活動在全球市場闖盪大路的土壤,同樣也塊塊堆疊出區域經濟集團繁生的地基。         早期世界市場是西歐各國,特別是西班牙、葡萄牙、荷蘭以及法國和英國等在地理大發現以後所的瘋狂殖民擴張促成的,而亞非拉國家也首次作為歐洲殖民統治的對象出現於世界舞台上。與此同時,由於國際商品交換的日益頻繁和國際市場的擴大,各國市場上的商品價格開始出現統一的趨勢,國際性的分工也初露端倪。透過跨洋貿易,不僅形成了地中海、中歐、波羅的海和大西洋四大貿易區,而且出現了以歐-美、歐-亞貿易為主要內容的跨洋貿易,一個以西歐為中心的早期世界市場於焉形成5。         早期世界市場中,西歐市場是居於支配和核心地位,而亞非拉等地區是在暴力和掠奪的基礎上消極和被動地捲入其中,這表明了,現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關係從一開始就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礎之上的。         從18 世紀工業革命發軔於英國,到19 世紀70 年代美、德、法相繼完成產業革命後,歐美發達國家對於世界經濟事務的影響力進一步加強,並從19 世紀80 年代起掀起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殖民地瓜分和爭奪戰。到19 世紀末期,英、美、德、法以及俄國、日本等帝國主義列強已經將世界瓜分完畢,瓜分世界的同時,已經形成了一些帝國主義國家集團,這就是說,從世界市場建立並一體化的開始,就出現了集團化的趨向。這種類集團化的國際格局,即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殖民地模式。直到20 世紀上半葉,在殖民體系徹底瓦解前,世界經濟中存在的國際分工體制的主要形式為宗主國與殖民地間的垂直分工體制。各宗主國是以榨取其殖民地當地作物種植及原料開採的剩餘,而工業的發展僅是農、礦業的簡單加工;各宗主國視自己的殖民地為其勢力範圍,排除其他國家參與其經濟活動。這種垂直分工體制將整個世界市場人為地割裂成各殖民體系市場,而依附於宗主國的殖民地國家,完全失去其政治經濟的自主權,也就說,既不能選擇本國發展的方向和道路,也無權管理本國的政治經濟活動。也就是在這樣的殖民體系之下,諸多封建國家的生產模式逐一導入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10 年裡,帝國主義的殖民體系逐一瓦解,「民族自決」的口號聲中,殖民地國家相繼取得政治上的獨立,作為主權國家登上國際舞台。政治上是獨立了,但原先與各宗主國之間的經濟依附關係並未發生改變。         中心與邊陲的現實,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仍存在著的統治、剝削和掠奪的不平等關係。為了擺脫依附、為了與「中心」脫鈎,發展中國家相繼發展進口替代的發展策略。但是,發展中國家在這段過程中仍是按照舊的國際分工體系發展初級產品的生產,它們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經貿關係仍是相當緊密,並深受世界市場波動的影響。         世界經濟中國際勞動分工已朝向更加深化和專業化發展。因此,當發達國家面臨經濟危機時,發展中國家的進口替代發展模式亦隨之遭受嚴厲考驗。發展中國家爆發的外債問題,可說是國際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結果。為了解決發展中國家的外債問題,以發達國家為首的國際金融組織,祭出「結構調整方案」,結構調整方案猶如一把利刃,切開了發展中國家受到政府政策環抱保護的市場( 無論是商品、資本或勞動力市場),徹底翻轉其原有的發展模式,而採取有利於發達國家的新自由主義的出口導向發展模式。         而與此同時,迅速發展的跨國公司,以及以跨國公司為載體的精簡生產模式,形成由發展中國家廉價勞動力進行生產,商品再直接銷往發達國家市場的「買家驅動的生產鏈」,將發展中國家的生產活動緊緊綁在發達國家的欲求之下。發展中國家在這樣形勢下所進行的「開放」,其實是再進一步被收羅到發達國家的掌控中。為壟斷資本鋪路         其實區域經濟集團早在1950 年代已經產生,但並沒有成為一種發展趨勢。因為當時美國經濟在資本主義世界中處於壟斷地位,在國際貿易和國際貨幣金融領域中多邊體系剛剛建立。為了維護美國的霸權地位,為了發揮多邊體制對其跨國企業海外投資的積極作用,區域經濟集團的發展並非美國所樂見,至於當時歐共體的組成,若不是美國基於冷戰對峙的考量而消極支持,也很難得到發展。         1970 年代開始,布列敦森林體系的崩潰 及二次石油危機,不僅只是美國經濟實力的削弱及對外競爭能力下降,也見證了資本主義在戰後發展的積累模式出現了問題。強化在世界市場的競爭優勢是避免國內危機發生的重要課題,而在爭奪市場的鬥爭中,美、日、西歐競相採取各種措施阻止對方佔領市場,除了採取關稅和非關稅壁壘,還運用本國的法律手段( 如美國的超級301條款),不僅對付發達國家,而且對發展中國家也進行種種貿易限制。         到了1980 年代中期,美國深刻體認到歐共體和日本的發展已非其所能掌控,美國本身也轉而回到美洲建立自己的陣地,畢竟發達國家之間的鬥爭都需要自己「可靠的後方」。         就如歐共體成立的企圖一樣,歐洲只有團結才能有力量,才能對付國際上的經濟和政策調整。美國和日本也是如此,都希望透過區域經濟集團來恢復經濟活力,共同對付新形勢下的挑戰。日本為了對付歐洲和北美的整合,提出各種各樣經濟圈的設想。美國為了對付歐洲統一大市場和東亞的挑戰,與加拿大和墨西哥簽訂了自由貿易協定,並加緊與其他拉丁美洲國家談判,準備建立涵蓋整個美洲大陸的自由貿易區。發達國家的鬥爭有力地推動經濟區域集團化的發展。         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各依其所需共同組建區域經濟集團,在這般相互都有所求的形勢中,發展中國家狀似與其「夥伴」-發達國家享有同等地位和決策權。但卻不能忽略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經濟實力並不平衡,發達國家的出發點是為了助其國內壟斷資本尋找出路,而發展中國家則是完全的資本接受國,對彼此的依賴極不對稱。         光是這個前提,自由貿易協定猶如強權國施加在依附國之上的「條約」,迫使發展中國家在開放市場之外,亦得讓渡部分主權,確定在「條約」生效期間,任由發達國家依其壟斷資本利益,確定發展中國家朝向新自由主義模式改造的方向及內容不會生變。         經濟區域集團真可說是發達國家角逐的新形式,是發達國家保護市場的護身武器。因為在區域集團內可以進行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而發達國家可憑其在集團內的優勢地位,依其意志組織生產要素生產更具競爭性的商品;而對外仍構築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形式上是保護集團所有成員國的利益,然實質上卻是掩護了發達國家的利益,為發達國家的競爭服務。

 
   
 

1.壟斷資本:論美國的經濟和社會秩序(北京:商務印書館,1977),p168

2.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     社,1958)p461-504 3.Charles Bright and Michael Geyer, “For a Unified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Radical History Review, 39(1987), p.71. 4.Bjorn Hettne, “Globalization and the New Regionalism:The Second Great Transformation,”   in Bjorn Hettne, Andras Sapir, and Osvaldo Sunkel, eds. Global ism and the New Regionalism       (NewYork: St. MartinPress, 1999), p.2. 5 高德步,世界經濟史(北京:人民山版社,1993),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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