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工藝文

這是個溜滑梯的社會／余世芳

有將近3成的新鮮人表示月薪不到22K，而這難道不是22K政策遺毒對年輕人的殘害嗎。

青年貧窮化的時代來臨         台灣自1960年代中後期，從進口替代輕工業，在新的世界分工中，進一步負擔了加工出口工業生產的任務，代工的生產模式讓台灣的經濟自此有了巨幅而快速的成長，並以廉價勞動力、農村承受力和民間積蓄渡過了1974年的石油危機，這之後，在美元下降、國際利率下降和石油價格下降的「三降」中，持續維持了經濟的高度發展，對小湯這輩在1980年後出生的所謂的「七年級生」而言，他們是在經濟起飛、和平繁榮的承平氣氛與父母呵護下成長。         然而，高舉新自由主義大旗的全球化浪潮亦在1980年代興捲起來，這波浪潮在1990年代開始衝擊台灣整體的經濟發展。資本外移、失業率不斷攀升，加上政府長期配合財團減稅與企業迴避社會責任的結果下，租稅不公、工作貧窮與貧富差距拉大等等向下沈淪的困境，正是已經準備或已踏入社會工作的七年級生所要面對的異常殘酷的經濟現實。         也正因為這二十年來台灣工會組織率始終無法拉高與既有工會組織力量的日漸凋落，台灣勞工已失去可以與資方相抗衡的實力，勞資之間權力的失衡是如實地反映在工資、工時與工作管理等各方面。年輕人一旦踏入就業市場，橫擺在他們眼前的長期低薪、工時延長與部分工時、派遣、約聘等勞動彈性化的非典勞動型態。         如同小湯的父母對子女教育的重視，只要小孩有能力就會想辦法供應他們唸大學，但台灣過去20年的大學擴張，幾乎到了人人都有機會入學的地步，反而造成年輕世代被迫面對大學文憑貶值的問題，連帶影響了大學生初入職場的起薪水準。依據勞委會2011年公佈的統計數據，大學畢業生的平均工作起薪僅2萬6577元，和13年前（即1999年）相比，工作起薪大減885元，且是自2006年就持續下滑至今。而再就整體擁有大學文憑的受僱者的每月平均收入來看，未達3萬元的比率由2004年的25％上升到2009年的37％。更不用說，在2008年的金融海嘯期間，勞委會推動的補助雇主聘用大學畢業生工資兩萬二的計畫，導致多數大學畢業生的起薪下滑到22K，就1111人力銀行於2012年底公布的「新鮮人就業追蹤調查」，有將近3成的新鮮人表示月薪不到22K，而這難道不是22K政策遺毒對年輕人的殘害嗎。         「薪」情差，進入職場的年輕人還要面對工時過長，甚至會過勞死的威脅。小湯對我提起他在台北某家電子廠工作的勞動狀況，他始終難以忘記為了趕訂單出貨他經常性在早上不到8點時就進廠工作，直到快10點才下班，週末更是要配合加班，他沒有所謂的假日，即使某個週日得以休息，他只想選擇待在宿舍補眠，因此即使人就在大都會裡生活與工作，但出外踏青、逛街或好好地去體會大城市的多元文化活動，這些對他來說都是奢侈。         小湯的狀態不是個案，就勞委會2011年公布的「勞工工作與生活平衡調查報告」，雇主違反勞基法工時規定 讓勞工超時工作的狀況已是一種變態下的常態。這份報告指出，有多達26.75％的勞工每日工作時間常超過勞基法規定的12小時上限，曾經一個月內加班超時者有13％。而普遍來看，台灣有高達近五成的勞工都有加班狀況，但其中有12.29％曾經有未領到加班費或補休，也就是說有將近百萬名的勞工未領到加班費。而政府對此卻是束手無策，明明違法卻是無法可管。         小湯或許算是幸運的，當他無法在城市中找到向上提升的希望之際，他能返鄉務農並試著在祖傳與承租的農地裡去耕耘出屬於自己的未來。但對於更大多數的年輕人來說，他們已是退無可退的實質定義下的「無產者」，若他們在勞動力市場中的議價能力更低，將可能被迫接受從事非典型勞動，以求在不穩定中換取短暫的穩定生活。         依據主計處與勞委會的統計，在2010年時從事部分工時工作的人數是將近40萬人、派遣勞工則有35萬多人、三個月內定期契約的臨時性工作者約將近20萬人，而這三種非典勞工在2002年的從業人數則分別約是5萬人、8萬人與14萬人。非典型工作者人數的持續增加，意謂就業不穩定風險的持續擴大，也就是這些人隨時都將被拋入產業後備軍中，而成為進一步拉低工資水平的力量。         以上這些讓人讀來是怵目驚心的數據，每個數字都在向我們控訴，眼下就是一個日益貧困的溜滑梯社會，當下青年的貧窮困境若無法解決，這批理應要逐漸接棒撐起台灣一片天的世代，他們無法建構一個更美好的未來，沒有希望的未來又將如何讓更為年幼的世代得以平安順遂的茁壯。當我們過去已錯失了為當下青年構築美好世界的機會，此時此刻，更應記取教訓為孩子們著想，孩子的未來是不堪片刻的延誤。以一位智利詩人米斯查爾的詩作結：「對於兒童的需要，永遠不容人們這樣回答：『等明天再說吧』」，因為兒童的名字，就是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