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僅僅憑直覺，吾人必然會將經濟不平等問題國際關係進行連結，前者屬於一國內政範疇，但後者屬於國際政治的領域。但在一個一相互依賴（inter-dependence）為主要特徵的全球化世界來說，無論是一國國境內的亦或是國家之間的經濟不平等都會對國際關係造成影響，而該關係又必然影響國內政治。歐洲國家自2008年以來就飽受經濟危機之苦，而這一次全球經濟危機的區域效應也在這之後浮現，主要就是之後繼起的「阿拉伯之春」以及當前危機仍未解決的敘利亞局勢。國際經濟危機，一國國內的經濟不平等與國際關係的動能緊密相連，面對當前混亂的國際局勢，吾人需要對經濟議題給予更多的關注。
- 經濟成長與政治發展
吾人已經擁有太多關於如何增進生產力、促進經濟成長，增加社會財富的經濟學理論，吾人也大至清楚地知道，全球化肯定有助於生產力的提昇，但在這個過程中，會因為生產要素稟賦的差異，或是技術水平與全球比較下將出現贏家與輸家，吾人大致也能夠了解的是，資本主義國家以及工業民主國家之間比較少出現戰爭，資本主義加上西方代議民主成為政治穩定與經濟成長的保證，每個國家的政府所需要從事者乃是不斷地進行資本積累，資本積累有助於社會繁榮更有亦於政治穩定，而在整個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依賴民主制度能夠解決社會權力與經濟利益的分配問題，制訂不同社會團體之間協商與利益交換的模式，這一套制度就能夠持續不斷地進行再生產，這也是「歷史終結論」的核心意涵：人類社會已經沒有其它經社發展模式能夠對自由主義的秩序進行實質性的挑戰。
但以上提到的模式存在兩個重要的兩個假定，其一是經濟必須持續的發展，經濟必須發展才能夠有足夠的資材對社會進行分配與再分配，其二是吾人不僅需分配與再分配的機制，同時它能夠運作良好，依循一套制度化的協商機制達到福利分配。不幸的是，這就是問題的癥結，資本主義本身內建的危機傾向在這四十餘年間不斷地爆發，而且爆發時間間隔越趨於縮短的傾向。1970年代於歐美國家的滯漲危機、1980年代拉美國家發展的停滯、1994年的墨西哥披索危機、1997-8年間的亞洲金融風暴、2001年的新經濟「dot.com」危機、2008年之後的從美國蔓延到歐洲的經濟危機說明了經濟不會持續成長，尤其在遭逢危機的時段。另一方面，吾人亦不難發現自1980年代之後，歐美國家凱恩斯主義福利國家的模式逐步崩壞，國家維持社會再分配的功能逐漸降低，社會中具有國際競爭力或者具備放鬆管制、自由化等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的人士否定國家課徵高額稅率的必要性，認為國家的任務主要係維持市場交易的公平性以及遊戲規則，最後到1990年代之後就連社民黨系統都接受了這一套關於經濟治理的國家角色，像是德國與瑞典這兩個國家的吉尼係數都上升了，法國與比利時則是控制得較好。
- 經濟分歧與國家整合：比利時與德國的經驗
由於現代國家內部本身並非一個均質的整體，以國家作為一個整體看待比較難以看出區域發展的差異以及對政治發展的影響。以比利時為例，北部操持荷語的法蘭德斯地區（Flanders）的經濟發展在1980年代之後較為迅速，相形之下南部操持法語的瓦隆地區（Wallonia）則江河日下，南北差異相當明顯，前者靠著較為先進的技術水準與國際經濟大國如德、英、法保持密切的聯繫，後者則試圖從凋蔽的鋼鐵、煤礦產業中翻身，前者希望獲得更多的政治權力，並不時出現與布魯塞爾區共組新國家的呼聲。
同樣不均質的還有德國，巴伐利亞邦於1871年加入德帝國，係最晚加入德國的邦，當時仍保有王室，具有高度的自治權以及獨特的區域、文化身份認同。當前巴邦仍為全德最為富裕的邦，民調顯示當前將近四分之一的巴邦民眾支持該邦脫離德國，獨立成一個國家。在經濟上巴伐利亞的人均收入為全德最高，高出全德平均值9%，使該地民眾出現獨立聲浪的原因在於西德吞併東德之後，德國從1995與2001年相繼開始推行〈團結條約一號〉與〈團結條約二號〉方案，德西的邦需分攤向德東的邦捐輸945與1560億歐元的團結資金以平衡兩地發展，富庶的巴邦民眾不願意往這個無底洞繼續掏錢。
- 族裔、文明分歧的法國與國際關係
一國內部區域經濟發展程度的不一致性不僅影響內政，甚至在一個地區內的分化造成嚴重的社會甚至國際問題，法國巴黎地區就是這麼一個地方。穆斯林在法國一直是一個問題，法蘭西的共和主義傾向於建立國民身份認同，而非如文化多元主義凸顯身份特徵，法蘭西政府對穆斯林的政策在文化多元論者看來就是對穆斯林的打壓，像是在公立學校中女童不准穿著如頭巾等傳統服飾就引起相當大的爭議；此外，法蘭西人與穆斯林隔閡相當深，以致於穆斯林難以融入當地社會，成為經濟與社會治安中的邊緣族群，2005年有兩位北非裔青少年因躲避警察而在巴黎郊區不慎被電死，引發法國大暴動；而在2015年，則是發生震驚世界的查理週刊事件以及巴黎恐攻，族裔與經濟地位的分化使法國付出沈痛的代價，而在巴黎恐攻之後總統奧朗德誓言「摧毀伊斯蘭國」，更進一步地使法國捲入敘利亞的紛爭當中。
從表一吾人不難看出歐盟國家與非洲國家，像是埃及、塞內加爾與奈及利亞之間的差距，簡單來說，歐盟國家內每人每年平均所得（GDP per capita）大約在2006年就超過了三萬美元，2011-14年間約在35,000美元上下，相形之下，本文任意列舉的三個非洲國家的每人每年平均所得約是歐盟國家的十分之一甚至十五分之一，且這個差距還隨時間不斷地擴大當中。除了中非與南部非洲國家以外，北非、西非與東非國家距離富到流出油來歐洲並不會相當遙遠，這增加了跨洲經濟移民的誘因，從非洲偷渡到歐盟國家成為短期內改善自身經濟條件的絕佳選擇。
人口流動部分地填補了歐盟國家低階的勞動力市場，但也因為部分工作機會的流失加上異文化移入的影響，以及歐盟國家內部經濟不平等問題加劇的影響下，歐盟國家部分民眾往往認為在經濟上與社會文化上都更無法容忍這些移民，這也促成了歐盟國家這幾年來政治保守化的傾向，主要表現在極端國族主義政黨選票大幅增加。
以法國為例，2015年底的地區選舉當中，屬於極端民族主義系統的「民族陣線」（Front national, FN）在第一輪投票中以28%的得票率躍居第一大黨，領先右派的共和聯盟（27%），以及目前在中央執政的社會黨（23%），直到第二輪投票中共和聯盟與社會黨聯手合作「圍堵」民族陣線方使得後者無力取得地區選舉中的多數，黨魁雷朋（Marine Le Pen）並未因此感到挫折，她表示「沒有什麼能阻止我們」。
民族陣線已經能夠在法國全境「遍地開花」並非偶然，2015年年初的「查理週報事件」以及年底的「巴黎恐攻」皆有助於極端民族主義政黨在選票上的成長，這使得歐洲國家表現出更為排外的傾向，這表現在2015年的敘利亞難民危機上，除德國梅克爾總理以外，包括匈牙利、奧地利等歐洲國家對敘利亞政治難民表示不歡迎的態度，而梅克爾本身也遭到來自巴伐利亞邦姊妹黨—基督教社會聯盟的掣肘。畢竟對歐洲國家而言，無論他是新教還是天主教國家，面對大量穆斯林湧入感到相當的不安，這又與2001年之後由美國發動所謂的「全球反恐戰爭」相聯繫，而伊斯蘭國的建立與猖狂正受惠於美國的扶持。換言之，杭亭頓所謂「文明衝突論」越來越像一則自我實現的預言，如同國際金融大鱷索羅斯（George Soros）在〈歐洲的價值觀危機〉一文所指出：「經濟情況持續惡化，致使民眾遭受到巨大的痛苦。無辜、沮喪、憤怒的緊縮政策受害者為仇恨言論、仇外心理和各種形式的極端主義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 敘利亞危機中的國內經濟因素
「阿拉伯之春」起自於2010年12月於北非突尼西亞一些城鎮爆發民主運動之後，泛阿拉伯世界中的部分民眾紛紛走上街頭，要求推翻本國的專制政體的行動。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利比亞格達費相繼被國內反對勢力所推翻。敘利亞總統阿薩德（Bashar Al-Assad）同樣遭遇來自國內伊斯蘭遜尼派的挑戰，而當前的伊斯蘭國（ISIS, ISIL, DAESH）主要佔據的地點即在以上提到的利比亞、敘利亞以及伊拉克三個國家，敘利亞境內成為主要戰場，與2011年之後國內經濟崩潰有著直接的關係。
阿薩德總統自2000年開始著手進行自由化的經濟改革，但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的問題相當嚴重，自由化有關的產業利益分配悉數圍繞在與阿薩德總統有關的宗親之間進行而為人詬病。其實，在2011年初開始的國家危機發生之前的2006-2010年之間，每年的經濟發展不能說不強勁，GDP每年成長率高達5%，失業率則維持在8%上下，僅2008年升高到10%，這主要是因為國家面對嚴重的乾旱問題導致失業率增加，同年，由於國際石油以及國際糧食價格在這一年經歷歷史性的高點，因而引發較為嚴重的通貨膨脹問題，北方與東方的敘利亞農業地帶經濟遭受嚴重的打擊，農民離開農村到都會地區討生活，這又與經濟自由化之後靠著與阿薩德關係發家致富的新富社會階級形成強烈的對比。
2008年的旱災對敘利亞的經濟以及農民生計帶來沈重的影響。敘利亞的農業主要以小麥種植為主，一年共可收穫三次，年均產量約在500萬公噸上下，但在2008年的乾旱時節產量驟減到210萬公噸，生活不下去的農民只能試圖轉換工作。這可從廿一世紀前十年敘利亞的就業結構中探知端倪。在2001年，農業部門吸納了30%的勞動力，這當中的55%為婦女農工；到了2010年，農業部門緊緊吸納了13.2%的勞動力。而最嚴峻之處在於敘利亞的半數人口仍居住在農村，敘利亞的農村與農民在10年間幾乎是到了破產的地步，而敘利亞的工業部門並未能吸引到農業部門的勞動力，服務業在這十年間迅速成長，從2002年的43%增長到2008年的67%。服務業的薪資普遍不高，且大量人口從農村移居都市的過程中造成都市原有社會服務體系的不堪負荷，都市貧窮人口大量滋生。這就是阿薩德總統在2011年春天前面對的窘境：農村破產、都市人口膨脹且貧窮，這與靠著與執政當局臍帶關係而發家致富的新富階級形成強烈的對照。換言之，民眾在經濟成長期通常因為期待向上提昇的主觀願望而對貧富差距問題相對不允關注，但是到經濟成長停滯期間，貧富導致的相對剝奪感油然而生，在對未來趨於不抱希望的前提下，每每啟動了集體行動的鎖鑰。
社會不平等問題加上威權統治觸發了敘利亞民間不安的神經，2015年3月在敘利亞南部城市達拉（Dara’a）的民眾終於按耐不住憤怒的情緒走上街頭遊行。這次抗議的導火線來自於幾位青少年在達拉街道的牆上塗鴨上了「推翻這個政權吧」的字樣，這顯然是在追隨突尼西亞、埃及、葉門等地爆發「阿拉伯之春」的腳步，當地政府相當迅速地逮捕了這幾位塗鴉的青少年，同時用槍口對準了抗議民眾，數位民眾因此喪生。之後海內外的敘利亞異議人士開始集結，反抗軍「自由敘利亞軍」（Free Syrian Army）隨後成立，也由於反對派力量分散，具有組織性的工會力量支持阿薩德政府，雖說敘利亞政府軍一時之間能夠掌握情勢，但內戰已經爆發直到今天，也因為武裝組織伊斯蘭國佔據了敘利亞部分領土，使得這一場戰爭成為30萬人死亡，400萬人流離失所下的國際代理人大戰，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中美、法、英、俄等四個國家以及德國都參與了這一場戰事。天主教教宗方濟各在2015年11月「巴黎恐攻」後曾形容這些恐怖主義相關的衝突已經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當吾人回顧自2008年之後世界衝突發生根源，除了世人所熟悉的「民主對抗獨裁」、「文明之間的衝突」之外，吾人必須嚴正地指出，人民之間經濟鴻溝的加深，經濟不平等問題與國族身份或族裔身份認同、宗教與文明差異以及民主問題等因素進行有機結合後取得了某種社會—政治行動的正當性。換言之，社會財富與機會分配不均看似與當前世界局勢的動盪無甚關連，但若追查其根源，在國內引發暴亂者往往是經濟不平等因素催化出其它政治行動，造成一國內部的不穩定之後，無論是出於「滾雪球」效應、還是如同敘利亞難民問題，將危機向區域與國際無限擴散。經濟問題其實仍是一切問題之本，但在資本主義本身內建的危機傾向以及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根深柢固下，現實上並不可能存在太多世界和平的可能性。
- 經濟不平等與太陽花運動
在台灣，吾人亦經歷著類似的過程。馬英九總統自2008年以高票當選總統並於四年後獲得繼續連任，其能夠得到選民支持的主要原因在於他能夠使兩岸關係正常化，以及使台灣民眾分配到更多的「和平紅利」。然而，也就是在馬英九政府時期，台灣的貧富差距不斷的擴大，2011年時，最富有5%的平均年收入為463.5萬元，而最貧窮5%的平均年收入僅4.8萬元，差距達96.56倍，而在1998年，該數據約略超過30%，不及15年間台灣頂尖富人靠著經濟自由化所得大幅躍進，但基層民眾的實質薪資水準的卻仍不如1999年，當中2008-9年起政府著手推動的「無薪假」與「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俗稱22K方案）更使台灣已經嚴重向資方傾斜的勞資關係更加「地動山搖」。
解讀台灣的經濟不平等問題的方式必然與兩岸關係進行連結，國族身份問題台灣過去廿年政治分歧的主要來源，台灣經濟不平等問題與兩岸經貿往來掛勾。學者林宗弘認為，當前台灣階級不平等擴大主要發生在內政與兩岸經貿兩個方面，就前者而言，受雇者內部因為本土性產業升級造成中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實質所得差距的擴大，以及對富人減稅的政策擴大了階級所得差距；就後者而論，台商在中國的投資效應直接降低在台灣雇用人數，且企業毛利率的提昇並不會增加在台雇用員工以及提昇台灣員工的薪資。
馬英九政府時期台灣時期經濟加深的不平等與「過度親中」結合在一起，並因為2013年6月兩會簽訂《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而在台灣激盪出「太陽花運動」，台灣的青年人試圖突破「經濟發展與追求自主」的困境，兩岸經貿成為台灣在全球化下的經社矛盾的代理（proxy），在這當中反中國、反兩岸經貿中獲利的財團與反馬英九成為核心的內涵。太陽花運動的效果直接延宕了《服貿》生效與《兩岸貨物貿易協議》的談判，其效應分層發酵，先是在2014年5月「習宋會」中習近平向宋楚瑜問詢「透過管道買的鳳梨、漁產，是否買貴了？」有意檢討對台買辦政治；第二步延續到2014年底台灣的地方選舉，兩岸關係亦因此出現轉折。台北市長柯文哲表示「九二共識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基礎，我對這個立場表示了解和尊重。」、「兩岸一家親」。北京不僅接受了柯版九二共識，馬英九與習近平以「兩岸領導人」的身份在2015年底會面當為第三步。習主政下的北京對台北展現了相當大的彈性，民進黨也展現了實現「最後一哩」的意志，在馬習會後「批馬未批習」，總統候選人蔡英文在年底的辯論會中提出蔡版九二論述：「沒有否認1992年兩岸會談的歷史事實，也認同當年雙方都秉持相互諒解精神，求同存異，希望兩岸關係往前推進的這一段協商溝通的經過和事實。」
因為經濟不平等引發的相對剝奪感刺激出一場持續月餘的太陽花運動最具體的成果莫過於嚴重地傷害了馬英九政府的威信，北京對台展現更高的彈性，而蔡英文也未受到太陽花運動的制約，反而提出相較於2012年更為讓華府放心、台灣主流民意較為安心的兩岸政策。與其它國家相較之下，台灣的經濟不平等問題並未產生嚴重的社會危機，除了台灣擁有能夠擁有統治合法性的代議民主制度之外，台灣亦相對不存在單一文化/語言群體掌握政經大權的情況，通常在這一類較為單純的社會中，較容易凸顯社會階級問題，但是也因為台灣在1950年代分斷體制下左翼人士悉數被逮捕、殺害，以及其後國族身份政治以及嚴峻的國家安全議題下，社會階級的議題長期處於被壓抑的狀態，屬於勞動階級的政治代表一直未能成為成熟的政治力量也是一個原因，這也是台灣早已存在一個經濟不平等的環境，卻未能產生相應社會力量的癥結所在。
- 代結語—經濟成長與不平等問題實為東亞和平的兩把鑰匙
日本選出的2015年年度代表字是「安」，台灣選出的是「換」，中國則是選出了「恐」作為年度國際關鍵字，這當中浮現的是對未來前景的確定與不確定性，因為確定的是恐怖攻擊必然是未來國際社會的常態，以及期待換黨執政帶來新未來，所以投射出對安全的渴望。可以預見的是當西亞與歐洲大陸陷於難民、恐攻與軍事衝突氣氛瀰漫的情況下，相雖說東亞仍存在南海與釣魚台列嶼主權爭議問題，但相對而言東亞情勢不僅和緩許多，東協、中國以及日韓台仍是世界經濟成長重要的發動機，而當前能夠繼續維持這個榮景的條件也似乎僅剩下維持中度的經濟成長，一旦東亞出現曠時甚久的經濟危機，東亞的和平局勢亦相當可能不復存在，解決國內經濟不平等問題成為是否能夠維繫區域和平的一把關鍵鑰匙，東亞各國領導人豈能不謹慎因應？
參考資料
林宗弘，2015，臺灣階級不平等擴大的原因與後果，臺灣經濟預測與政策，45:2，頁45-68。
Samer Abbound, 2015, How Syria Fell to Pieces, Current History, Dec. pp.337-343.
David Butter, 2015, Syria’s Economy: Picking up the Pieces,
Https://www.chathamhouse.org/sites/files/chathamhouse/field/field_document/20150623SyriaEconomyButter.pdf.
George Soros, 2012. ”European Crisis of Values.” Project Syndicate. Dec. 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