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工議題]勞工該如何面對科技進步？／林奕志

　　令人意外的是，原本以為受眾人期待的新政府上任之後，會開始呼應選前人民的期待，也落實蔡英文總統自己的「降低工時」的政策。但從上任的520開始，劇情卻是完全不同的走向。

　　520之前原本「退回」勞動部去年刪減國定假日七天的施行細則，讓刪減七天國定假日變成實質失效的民進黨立委們，卻在520之後，讓民進黨政府的勞動部再次重提刪減七天國定假日的提案。提案美其名是要搭配新政府所提的「一例一休」政策而進行的「配套」。但實際上卻是把好不容易在去年通過的周工時40修法而減少的工時，又堆積回去。

　　台灣的長工時一直是台灣的「特產」之一，連年名列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工時排名的前茅，去年好不容易落到第四名，今年又重回前三(註1) ，全年總工時高達2134.8小時，遠高於參與排名的38國平均工時1766小時。單一城市排名，台北也名列世界第八(註2) 。台灣勞工的長期過勞，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面對這樣的狀況，政府長期喊出要所謂的「產業轉型」，也搭配許多政策優惠來鼓勵企業轉型，而近年搭配著科技的進展，民間也喊出「工業4.0」的論述。這些政策以及論述，對台灣勞工可能帶來的影響，必須要分開來談，才能夠瞭解實際上我們面臨的現況，以及我們可能做的選擇。

工業4.0的時代

　　「工業4.0」也被稱為第四次工業革命，是一個德國政府提出的高科技計劃。「工業4.0」的論述與過去前三次所謂的工業革命有所不同，它不僅僅是創造新的工業技術，而是將所有工業相關的技術、銷售與產品體驗統合起來，是建立具有適應性、資源效率和人因工程學的智慧工廠（Smart Factory），並在商業流程及價值流程中整合客戶以及商業夥伴。其技術基礎是智慧整合感控系統（Cyber-Physical System, CPS）及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註3)。

　　當然上述只是概念性的說法，在不同的國家可能會有不同的應用以及目標的設定。我國的經濟部工業局就在2014年推出所謂「台版工業革命4.0」，這計畫的目標有二：（一）大量使用機器人生產；（二）生產流程要更自動化，加入工業4.0概念及物聯網技術，並結合雲端運算，將資訊得到即時處理。企業將物聯網技術導入後，面對搜集到的龐大的資訊，進行大數據（Big Data）分析，包括製造業、服務業、科技業，台灣的各行各業皆要引進相關技術(註4)。

　　而這樣的計畫後來更升級至行政院層級，2015年由行政院毛院長宣示將推出台版「生產力4.0計畫」，目標是十年內可讓一個人領兩份薪水、完成三份工作。該計畫將以十年為一期，初期將優先在七領域：工具機、金屬加工、3C、食品、醫療、物流、農業等，分別導入物聯網技術、智慧機器人及大數據(註5)。

　　其實就目前看來，所謂的「工業4.0」還處於一個定義紛雜並陳的時代，不同人對它的理解與詮釋都有所差異，但我們從以上的最少三種說明，最少可以導出工業4.0有幾個基礎的共同設定，同時出現在不同的計劃中，即是：「大量自動化」、「智慧型機器人」、以及透過網路進行即時快速的資訊交換及決策。

　　從天下雜誌的這篇報導中，我們即可看出這特色的實際陳述：

「所有生產設備已透過網路連線，做到工業4.0中的機器與機器對話與狀態即時監控。廠房內，已看不到大量作業員來回穿梭。」、「未來完全智慧化後，因不需有人看顧機器，廠房正常運作下，可關燈生產，節省能源。宏遠內部現已著手研究各種配套措施。」(註6)

這種「關燈生產」、「大量自動化與客製化」的特色，顯然即使不是「工業4.0」的唯一特色，也最少是它的必要條件。

　　但我想，作為一個勞工，以及工會運動者，我們所關注的焦點，可能未必與政府和企業完全一致。例如當工業4.0可以「讓一個人領兩份薪水、完成三份工作。」時，那其餘的，沒有領到這「兩份薪水」的勞工，會是甚麼樣的處境呢？面對這樣的產業升級，有一個非常關鍵，而且不得不被被正面提出的問題就是：在工業4.0之下，勞工的生存策略是什麼？在大量使用機器人與自動化製造之後，既有的勞工該何去何從？

科技與社會，以及工時的關係

　　每次當人們談所謂的產業升級，總是帶著一種樂觀的想像，這種樸素的樂觀主義，在「科學、技術與社會」（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S）的領域中，會被稱為科技決定論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他們認為是由技術物在形塑社會，影響甚至決定著社會的走向。而相對的則是另一種觀點：科技的社會決定論（social determination of technology）則是認為，技術物本身並沒有善惡是非等等政治性，一切的政治都是取決於社會（或說人們）如何使用它(註7)。

　　對於工業生產技術的進步，無論是所謂的三次工業革命，甚至到現在所謂的工業4.0，大致上都以科技決定論的角度在思考，認為科技的進步能帶領社會或是產業走向更完美的未來。

　　但我們仔細思考，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科技的進步對勞工來說，反而帶來的多是生存的威脅。長期以來，「用機器人取代勞工」，以及「勞工必須與機器競爭」這樣的說法，不斷的在談及所謂的「工業革命」的同時被提到。甚至連聯合國轄下的國際勞工組織的的研究報告都指出，在機器人生產蔚為風潮的當下，全球各個先進國家莫不藉此發展工業 4.0 的趨勢下，未來 20 年內，5 個東南亞國家超過半數的工作人員，將面臨著因為機器人生產而替代勞動力所來的失業高風險(註8) 。

　　在工業革命背後這些種種的擔憂，代表著我們對於「科技進步」的想像中，並沒有納入廣大的勞工生存的考量，並且直觀地認為，勞工與機器必然是相互競爭的關係。

經濟成長、產業升級與勞工生存

　　追求「經濟成長」這件事，在工業革命以來的兩百年間，幾乎已成為一種不證自明的「信仰」，在工業革命之前，人們追求的可能僅是溫飽，或進一步的生活便利與生活閒暇。但在工業革命之後，當生產技術以及生產量爆炸性的成長之後，我們反而不再談論與關心所謂的「經濟成長」能帶給我們什麼，我們唯一在意的，似乎僅只是代表著「經濟成長」的那些指標——其中最為人所知的即是國民生產毛額（GDP）——的成長。但這些指標的增長與我們生活的關係，卻遠遠的脫節了。我們不再關心經濟成長之後人們的生活是否更加的便利，分配是否更加的平均，經濟成長的果實是由誰拿去，是否有人是表面經濟成長的犧牲者。這些對盲目追求經濟成長的信徒來說都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那些指標的起落。

　　而「產業升級」的概念，也多扣連著經濟成長的盲目信仰。在談到產業升級時，我們談論的多是「產量增加」、「成本降低」。當然，在某些時候我們會談到科技如何改變人們的生活，但在談論產業升級與經濟成長時，鮮少會有人真正去關心在這兩種盲目「升級」的背後，人們過的是怎麼樣的生活。

舒耳茨（Wilhelm Schulz）在兩百年前的作品《生產運動》中就曾經提到：
　　今天由於有了新的動力和完善的機器，棉紡織場的一個工人往往可以完成早先100甚至250-350個工人的工作。在一切生產部門中都有類似的結果，因為外部自然力日益被用來加入人類勞動。如果說為了滿足一定量的物質需要必須耗費的時間和人力比現在比過去減少了一半，那末，與此同時，在不損害物質福利的情況下，給精神創造和精神享受提供的餘暇也就增加一倍。……法國人有計算過，在目前生產狀況下，每個有勞動能力的人平均每日勞動五小時，就足以滿足社會的一切物質利益……儘管因機器改進而節省了時間，工廠中奴隸勞動的時間對多數居民說來卻有增無減(註9)。

　　在兩百年前的第一次工業革命時，人們就已經發現，生產力的進步與人們的生活，甚至是勞工的工時，並沒有直接的關係。資本家在追求生產力的過程當中，首先並不考量到勞工的生活，再者，在技術進步的同時，他們追求的也並不是降低勞工的負擔，而是利潤的增長與成本的下降。

　　如果科技的進展可以讓生產的過程簡化以及效率化，那麼理論上，工人在產量不變的前提下，透過技術的進展，一定可以降低工人的勞動時間。

　　但現實則是，技術的進展從來不保證工時的長短。我們以2013年的工業競爭力排行榜來看，台灣與新加坡在聯合國工業化發展組織(UNIDO)的排名統計(註10)中，分別排名第12與第7名，代表台灣與新加坡的工業化程度在世界各國名列前茅。但在OECD的2015年工時排名中，台灣與新加坡卻分別高居第4與第1名(註11)！這代表工業化程度與工時的長短，未必有著直接的關係。

　　若有人認為不同國家並不是適合互相比較的話，我們來看看台灣自己的狀況：台灣在1988年之前，平均月工時一直維持在200小時以上，而在台灣工業化程度快速躍進的時候，台灣勞工的工時卻鮮少做出反應。在民國70年到民國80年之間的11年，理應是台灣經濟奇蹟的高峰期時，台灣的工時則只在這11年間下降了10小時，下降還不到5%，更不用說近二十年減少最多的是民國89年的修法，透過將法定雙周88工時降低到84工時，才好不容易將月工時壓低到190小時以下。在這30年(民國70年到100年)左右的時間，工時只下降了約30小時，大約是15%，但同期的工業與製造業部門的生產力卻增長了大約5倍！更不用說增長超過7倍的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了(註12) 。

產業升級與租稅優惠

　　即便所謂的工業化程度，或簡化來說的「工業技術的進步」與人們的生活，或最少與勞工的工時並沒有太多的關聯，但各國政府追求經濟成長與產業升級決心卻從未消失。以台灣為例，台灣政府長期給予企業大量的租稅優惠，希望企業能進行「產業升級」，進而達到帶動台灣整體經濟的效果。

　　為了達到這目的，政府長期投入大量的資源，進行企業的租稅優惠補貼，這樣的政策中，最具有指標性的是「促進產業升級條例」與「產業創新條例」。促產條例於民國80年實施，民國99年廢止，而產創條例則於民國99年「無縫接軌」，這兩個條例，官方宣稱的目的是要促進產業升級／創新，而用的方式很簡單，就是減稅。條例裏林林總總的各式租稅優惠的條文，涵蓋了「科學工業園區」的投資、設備購買、土地優惠、研發等支出。而從民國80年起到現在，這樣的租稅優惠措施已經超過25年，而在有統計的民國82年到民國103年之間，台灣政府在這樣的租稅優惠，投注了超過1兆8千億。其中最高的民國98年單一年度的免稅額竟然逼近2000億之多！(註13)

　　而在這樣長時間鉅額對「產業升級」的投資後，台灣的產業是否真的「升級」了呢？除了在條例內並無具體的認證指標之外，政府委託的研究也僅能指出促產條例「可能」增進了一定的經濟效益(註14)，卻無法回答條例本身目的，即產業是否「升級」的問題。而除了政府委託的報告之外，大多數的輿論對於台灣產業是否升級的看法，都持著悲觀的角度(註15)。

　　從純粹商業的角度來說，產業升級意味著的是「開發出新的、別人不會的技術。因為這些新的產品，用別人沒有的技術去生產，所以平常利潤會高很多。」(註16)，若從這種利潤角度來看的話，台灣的產業狀況是如何呢？

　　從最常使用的經濟指標國內生產毛額(GDP)看來，台灣的經濟其實一直不差，即便是經濟成長號稱停滯的2000年(民國89年)之後，還是維持穩定成長，這15年來的絕對值（不計物價指數）依舊增長了50%以上。但在同時台灣的單位勞動成本(unit labor costs)卻是連年下降，以民國100年為基準的話，民國103年的單位勞動成本已經降到97.93，且在近年持續下降，最可怕的是自民國76年之後，台灣的單位勞動成本就不再有低於100了(註17)。這代表在經濟成長的同時，勞工完全沒有收穫到這樣的成長果實。而企業的獲利則主要是壓低勞動成本所得到的。

產業升級是工時降低的解藥嗎？

　　這樣的結果，並不能簡單地判定台灣產業沒有升級，只好繼續壓榨台灣勞工，壓低台灣勞工的薪資。因為在台灣勞工工時略降的情況下，台灣的總生產力還是增長的，顯然台灣勞工在產業技術的進步之下，確實有更好的效率產出。所以就「產業是否升級」來看，台灣的產業應該還是有一定的升級，這是無庸置疑的。但政府透過租稅優惠的龐大補貼，恐怕未必達到良好的效果，也有許多產業或經濟專家認為，租稅優惠只能是暫時性的刺激，對長期的產業發展卻未必有良好的效果(註18)，──在台灣政府針對企業做了這麼多希望能促進產業升級的補貼，以及他最終達成的效果來看，恐怕這說法是真實反映在台灣產業界上了。產業升級應該靠的是健全稅制、讓政府取得穩定財源，來進行公共建設，加強社會安全網，使勞工與企業都能安心投入資源與勞力，也才能放眼較長遠的未來進行產業升級的投資。純粹的租稅優惠反而換來的是企業的怠惰。

　　而且，即使在政府投注了這麼多資源，好不容易看似產業終於有一定程度的升級之後，這些「升級」與「成長」的果實，似乎都沒有流回勞工的身上。在經濟成長與產業升級，企業利潤提升的狀況下，台灣勞工依舊過勞、薪資停滯、單位勞動成本持續滑落。所以，就台灣的狀況看來，產業升級與台灣勞工的工時、工作條件的關係，似乎並不明確。「產業升級」是否是台灣勞工應該期待的「解藥」，最少就這二三十年的狀況看來，答案並不是肯定的。

　　當然，在我們還是期待台灣企業能夠維持國際競爭力，產業升級在面對國際間的挑戰時還是必要的工具，但台灣勞工可不能期待資本家在產業升級了之後，會像經濟學所說的涓滴理論（Trickle-down theory）般，自動的回饋到勞工身上。資本家獲利與勞工的勞工條件，就歷史上看來從來都不是那麼簡單的正相關的。

　　所以就根本來看，產業升級與其說是工時下降的解藥，不如說是工時下降的必要條件。以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企業角色來說，確實必須透過產業升級來避免被淘汰的危機，才能夠順利在資本主義下存活。但企業的存活以及獲利與勞工條件的好壞並沒有直接的關係，產業升級可以造就工時下降的環境與可能，但並不是最終的決定。

　　工時下降與勞動條件提升的真正解藥，恐怕最後還是要落到勞工自己的身上，也就是團結爭取權利。最直接的方式當然是組織工會，對資本家進行協商(鬥爭)，幫助自己爭取到合理的利潤，讓企業存活也同時讓勞工獲益。作為勞動者，我們除了要精進自身的專長之外，更應該認知的，是企業成長對勞工來說並不能保證甚麼，屬於勞工的，最終還是得靠勞工自己去爭取。產業升級能夠作為工時與勞動條件改善的契機，但不會是最重要的因素，勞工應得的利潤，還是要靠勞工自己去爭取才行。

註1.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756927

註2.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526000439-260114

註3.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A5%E6%A5%AD4.0

註4.http://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095;jsessionid=0EB51EAB9F5C797A4E0F8DFB7C793108

註5. http://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095;jsessionid=0EB51EAB9F5C797A4E0F8DFB7C793108

註6.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77203&eturec=1&ercamp=article_interested_7

註7. Winner, L.（2004）。技術物有政治性嗎?。載於吳嘉苓、傅大為與雷祥麟（主編），科技渴望社會。（頁 123-150）。台北市：群學。

註8.http://technews.tw/2016/07/13/robot/

註9.轉引自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註10. “Industrial Development Report 2016”

https://www.unido.org/fileadmin/user_media_upgrade/Resources/Publications/EBOOK_IDR2016_FULLREPORT.pdf

註11.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51227/369776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