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自殺潮

　　南韓在1960年代開始正式接軌工業化時代，工廠生產制度逐漸成形、勞動階級開始產生、勞動人口迅速累積。但到了1970年，一位年僅22歲的服裝設計師Jun Tae-il，為了抗議眾多製造成衣的小型血汗工廠對勞工的無情剝削，自焚身亡。此舉在當時的南韓引起廣大勞動者對南韓勞工處境與勞動關係的關注，同時激勵南韓勞工階級與集體意識的迅速發展，他的犧牲被視為南韓勞工運動民主化的重要里程碑。

　　時隔30餘年，勞工或工會領袖死諫的風潮再次興起。2003年初，從事水電工程的斗山重工業 (Doosan Heavy Industries Co.) 發生員工自焚身亡事件。同年十月，一位任職於造船界龍頭韓進重工業 (Hanjin Heavy Industry Co.) 的造船工程人員Ju-ik Kim，在連續129天待在起重機車廂內後，自殺身亡。不到一週，科技產品公司Saewontech內的非典型工作者工會理事長Hae-nam Lee，為抗議雇主對製造廠內非典型工作者不人道的對待，走上自焚死諫一途。緊接著的數天後，南韓勞工福祉公司 (Korea Labor Welfare Corporation) 工會光州全南分會理事長Yong-seok Lee也採取同樣的抗議方式犧牲了自己的生命。隔 (2004) 年，南韓現代工業 (Hyundai Heavy Industry Co.) 外包廠商內一位非典型受僱的員工也選擇以自殺表達對公司沒有善待非典型工作者且還打壓這群勞工組織工會等惡行的強烈譴責。在這波勞工自殺潮中，不只南韓本國勞工，外籍移工同樣也以自殺向南韓政府與資本家發出最沉痛的怒吼，2003年11月，九位在南韓非法工作的移工集體自殺，對南韓政府發出強制驅逐政令的最後反抗。雖然過一陣子後，勞工自殺潮似乎已經退去，但2013年還是發生三星員工自殺抗議血汗勞動條件與待遇不公的憾人事件。

自殺潮背後勞動階級意識的歷史圖像

　　像韓劇般狗血，南韓勞工的抗爭意識與行動比起其他國家的勞工運動，算是較為激情的。微觀社會學中的暴力理論解釋，暴力，不管是對他人還是自身，是無能為力者，或軟弱無力者，最後的訴求手段。

日據殖民時代南韓文人以死明志

　　善於從社會意識形態觀察分析勞工運動的南南韓立慶尚大學 (Gyeongsang National University) Sang-hwan Jang教授解釋，在南韓，勞工的自殺式運動其實源自於日據時代，當時國內具有崇高意識與信仰的文人學者們為了抵抗殖民者強制性的社會制度與價值觀植入，便以自焚表達「寧死不屈」的志節。這項傳統演變至今，成了南韓勞工表達「不公義，毋寧死」的激烈抗爭途徑。當然，這也凸顯出南韓勞工運動背後，混雜著南北韓間資本主義與社會共產主義的對峙、國家統合資本主義的霸權、少數大資本家壟斷國家經濟利益，以及，勞工階級意識的明確與勇於激情演出等劇本設定。

軍政府資本主義與國家統合主義混合下壓抑的工會運動

　　劇情穿越回二戰後的冷戰期間，當時南韓政府在前總統李承睌(1948-1960)傾美的國際發展決策下，為了與當時抗衡的北韓社會共產主義有明確的政體區辨基礎，毅然選擇擁抱資本主義，此一時期的國家層級南韓工會，如南韓工會國家委員會(KNCTU)和南韓獨立運動勞工聯盟 (KLFIP)等，組織的基本教條都是與積極促進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1950年代制定的工會法、勞工爭議法、勞工關係委員會法等集體勞動法制，本質上都是國家統合主義下的制度性產物，對勞工的團結獨立並沒有太實際的效果可言。

　　自1960年代初期開始，執政長達18年的前總統朴正熙，延續李承睌的工業資本主義路線，以軍政府之姿根除過去的社會關係共治傳統，同時積極拉攏資本家協助國家主導的工業化與資本市場自由化運動，於是，經濟飛速成長的背後，是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血汗的勞動條件與數量驚人的職業災害，而被國家工業化政策創造出來的勞工階級便淪為政府與資本家間各懷鬼胎而聯手打壓、予取予求的受害者。此外，在朴軍政府執政的近20年期間，勞工工會組織被收編在南南韓家情報局 (Korea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之下，勞工實際上是沒有所謂的組織團結與集體行動權利，此一時期的工會被政府強制定義為，除了促進國家政體之維繫此一任務外，並不具備爭取與保障勞工權益之組織功能，表面上雖有產業工會被扶植成立，但其集結行動層級嚴格限雖在企業範圍內，且任何自動自主的團結行為都被標記為必須要嚴厲控管或禁制的「紅色」行動。

　　歷史回顧上，朴正熙對勞工階級的各種霸凌手段為自己埋下1979年遭遇暗殺身亡的禍根。然而，接手朴政權的全斗煥總統，並未吸取前任教訓，反而採取更高壓的軍政府統治模式，對勞工進行薪資控制、強制工會組織僅限於企業層級、於工會組織內設置國家任務團隊，並嚴禁第三方涉入政策制定過程。這些逆道而行的施政措施，讓南韓的勞資爭議與罷工次數在1980年代來到高峰，同時，被界定為非法的大型集會抗爭活動也因而活躍起來，例如1984年的計程車司機大罷工和大宇汽車 (Daewoo Motor) 罷工，以及1985年的首爾九老區勞工串連罷工等，在這些體制外勞工運動中，都可看到文人學者與學生團體的活躍身影，暗示著傳統的「志士」精神逐漸被重拾回來，帶動南韓勞工階級意識的提升與發散。

「民主大躍進」開闢「勞工大鬥爭」舞台

　　熬過數十年來的軍政府打壓，1987年的「民主大躍進 (Great Uprising for Democratization)」政策正式終結了軍政府戒嚴時期，總統民選制度的導入順勢讓南韓勞工的階級意識獲得發展的空間，伴隨而來的是勞工積怨已久而發動的南韓史上最大抗爭活動 –「勞工大鬥爭 (Great Laborer Struggle)」。在長達三個月的不間斷抗爭落幕之後，南韓工會獨立與民主精神終於被樹立起來，且也被南韓勞動史學者標誌為「南韓工會運動首度取得政治獨立性之歷史性戰役」。

犧牲產業民主的全球經濟政策激起工會抗衡鬥志

　　然而，好景不常，儘管1980年代末期南韓政府放寬了工會發展組織行動上的一些限制，但在第一任民選總統盧泰愚盡全力開拓全球市場國家競爭力的全球化行動下，國內財務金融與市場交易的規範被各式各樣的新自由政策 (neoliberal policies) 鬆綁，進而造成勞動保障制度的「向下沉淪 (race to the bottom)」。1997年的經濟危機，南韓政府聽從世界貨幣組織 (IMF) 惡魔的呢喃，變本加厲開出更強烈的新自由經濟處方，諸如:拋售價值高達160兆韓元的金融機構公股、移除金融管制、調低家族財閥 (chaebol big firms) 的公司負債率天花板等取悅國內外資本家的作法。更外加出賣勞工的藥方以求雙效合一，大動作解僱一成五的員工以推動國公營事業單位部門民營化政策，並將勞動標準去管制化，雇主得以合法解僱正職員工，取而代之以大量非典型工作者如臨時工來進行生產，造成南韓目前超過半數以上勞動力都是非典型受僱者。

　　在國家政府一心追求經濟發展效益的浪頭上，南韓工會擺脫過去國家統合資本主義的屈從陰影，不再逆來順受，勞工集體意識與工會組織運動隨著越來越險峻的勞動關係情勢水漲船高，最後終在1995年末催生了兼具明確勞工團結意識、政治自主性與產業民主精神的南韓民主勞動組合總連盟(KCTU)。雖然KCTU的前身是1960年代傾右派政權的南韓工會國家委員會(KNCTU)，但已褪去長久以來南韓工會多多少少染上的國家統合主義色彩，改採社會統合主義組織行動方針，強調對資本市場的抗衡、產業工會主義的建構，與勞動階級的政治權利，在該工會的積極運作下，南韓勞工黨於2000誕生，並在2004年的國會大選中取得10個席次，象徵勞動階級的集體力量正式進入國家機器運作的主艙房。

　　在KCTU的組織發展行動與成果的刺激下，歷史上與政府一同反共的南韓老牌產業工會 –南韓勞動組合總聯盟 (FKTU)也試圖轉型，具體訴求工會民主與福利社會的推動。南韓勞工組織運動歷經近一甲子的曲折動盪，似乎終於走出一條擺脫政治陰影與資本家操控的勞工專屬道路。

平民總統盧武鉉的背叛引發勞工自殺潮之際，南韓勞動階級抗爭意識日趨穩固

　　2003年盧武鉉上任之初便明確表明將要一改過去社經政策之陋習，轉而著重社會整合與勞工參與的工業發展政策，此舉標誌了長久以來在勞資之間失衡風向球終於重新擺向勞工，對國家政府的希望時隔數十年再次燃起在勞工心中。但不堪的政治現實是，盧政府的宏大社會願景最後仍在各大財閥與美國的交互施壓下宣告全軍覆沒，不僅政府被迫允諾任內不會採取任何有損政府與財閥友好關係的舉措，更正式對2002年的朝興銀行 (Chohung Bank) 與南南韓鐵 (Korean National Railroad) 罷工案做出嚴厲譴責，法院並判決主導南南韓鐵罷工的工會幹部須賠償雇主970萬韓元。據統計，盧武鉉任內平均每年逮捕198名工會運動份子，比前任任何一位軍政府總統都還要多，十分諷刺。很快地，勞工從蜇伏谷底到重抱希望，一瞬間又掉到絕望，因而，盧總統上任後不久，勞動階級內開始吹起一股自殺潮。

　　不過，誠如前述，南韓工會運動發展脈絡進行至盧武鉉總統任內 (2003-2004)，工會意識與行動色彩已擺脫政府的控制，回歸到與資方對等抗衡的獨立心態，因此，儘管政府社經政策大轉彎造成保障勞工地位的政治承諾跳票，但勞工採取集體行動以求自保的熱情反而急速升溫，罷工數從2002年盧總統上任前的322件激增到2004年因病逝終止任期時的462件!

　之後的南韓工會運動彷若找回自我、走出自己的路，統計上罷工數量隨然逐年減少，但在規模、時間、涉入議題 (甚至是國際勞動或社經議題) 與行動強度等面向上，都在逐步增強當中，如2010年12月KCTU與被韓進工業裁員的幹部號召約一萬兩千名勞工輪班佔據啟動機檯，抗議雇主罔顧勞工生命安全，逕行引進作業高度更高的起重機具但卻沒有提升安全措施的相關配套，這項抗爭活動持續了300百多天，涉及的勞工不限於本國籍，還包括菲律賓移工，最後終盼到資方妥，承諾會儘速設置相關安全衛生配套措施，並讓因參加工會運動而遭革職的近百名員工復職，同時放棄民事求償訴訟。到了更近的今天，南韓各大型企業如現代汽車、三星電子內的工會更善用罷工投票作為勞資薪資與勞動條件談判的籌碼，絲毫不畏懼展現採取強烈抗爭手段的勞動階級專屬激情。

　　2016年11月19日，南韓勞動組合聯盟 (FKTU) 號召5萬名會員集結於首爾市中心的市政廳前，共同譴責南韓政府用倒退的勞動改革政策來討好南韓各大家族企業，並要求現任朴槿惠總統撤回反勞工 (anti-labor) 的相關政策並辭職下台。國際工聯 (ITUC) 亞太區 ( ITUC-AP) 秘書長Noriyuki Suzuki聲援表示，上述倒退的勞工政策已經違反國際核心勞動標準，甚至惡化南韓國內尖銳的社經衝突與問題，因此，ITUC亞太區辦公室將與南韓勞總站在同一陣線，對抗惡意打壓勞工的各種政策。

唯有體認勞動階級的意識存在，工會運動才夠激起社會情懷，抗爭結果才夠動人

　　看來，南韓勞工的工會運動大戲還是會在勞工為社會公平正義賣命奮鬥的集體激情下，繼續熱映下去。回首過去，南韓勞工一路漫長的歷經了日據殖民、高壓軍權，以及產業民主被全球經濟利益扭曲、政府與財閥不言而喻且隱晦的勾結關係等磨難，最終還是沒丟失屬於勞動者的價值與自尊，甚至幾經衝擊洗滌，淬鍊出純粹的勞動階級意識與社會行動力量，而這也是南韓勞工為什麼動輒能夠熟練地祭出充滿活力、動聶人心的工會運動之主要原因。反觀台灣，同樣歷經被殖民、黨國戒嚴與全球化經濟衝擊等類似的歷史事件，到了今日，我們是否真的有像南韓勞工一樣，仍保有燃不盡的工運熱情? 全球舞台上，經濟發展上已落後的我們，在產業民主與工會意識上，是否還有落後於南韓的本錢?

參考資料

Sang-Hwan Jang, 2004. Continuing Suicide Among Laborers in Korea. Labor History, 45(3):271-197.

SOLIDARITY (U.S.), 2004. Korean Labor: Protest by Suicide. Against the Current, July/August 2004, Article 111.

Keum-soo Kim, n.d. History of Labor Movement in Korea. https://goo.gl/PEiAMi.

Korean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Service, http://kosis.kr/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