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知
壹、前言
乍看起來，賠償、補償與補貼三者，字面上的差別不大，但是實質上印證出的意義，彼此卻是迥然不同，古人所謂的「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此之謂也，以上三者有其特殊的意義，不能混為一談。
有一句著名的法諺，即是「有權利，就有救濟；有損害，就有賠償。」因此賠償係針對損害而來，而債務人之所以要賠償債權人，乃是因為其故意或過失之行為，造成債權人之損失，必須賠償其所受損害，才能維護公平正義，否則對債權人不公。
至於補償則不然，係對合法的行政行為，卻造成人民的損害，為了彌補人民的損失，政府所為之補救措施，而土地徵收即為典型之案例，政府因為教育、國防與交通等方面之需要，向人民徵收土地，這是具有法源依據的合法行為，惟不能令人民平白受到損失，必須對人民給予適當之補償，始為公平。
補貼則基於扶助國內工業之需要，對於剛起步之民族工業，以其現有競爭力不夠強之緣故，務必對此等企業拉其一把，俾逐步扶植其壯大，力能對抗國外的大型產業，政府給予特別之輔助，使之能夠與外國企業從事「公平」競爭，中國大陸之所以能夠從「一窮二白」迅速崛起，關鍵即在於動用全國的資源，打造出新中國，無論在航太工業、電動車與生態環境的發展，皆已獨步全球。
貳、國內「兩兆雙星」產業今安在？
面板產業號稱「兩兆雙星」，原本屬於國內極富盛名之產業，然而卻由於長久以來，政府產業政策過於封閉，加上中國大陸的極力追趕，面板產業業已淪為「四大慘業」之一〈包括面板、DRAM、太陽能與LED，多年來虧損無數，其中一年之總虧損即高達新台幣2,500億元，創造歷史的新高，相當於四座一○一大樓興建成本〉，縱使現在政府大力予以補貼，亦礙難起死回生。
當世界進步得快，而台灣進步得慢，那麼連帶地整體社會受害，中國大陸對於整體國家之發展，除了有其鉅細靡遺之縝密計劃之外，尚且遵循一定的步驟與節奏，強力推動工業與資通訊產業之進展，面板產業係中國大陸極力支持之產業，迄未針對任何國家進行關稅讓步措施，其中最為關鍵的因素，即是中國大陸從民國四、五十年代的土法煉鋼，到了今日各項經建發展火力全開，日漸獨步於全球，乃是其來有自。
無論從航太工業，抑或從面板產業來說，只要大陸政府重點所支持的項目，不出數年之後，必然做出相當亮麗的成績來，足供國內之借鏡；反之，台灣對什麼事情都無所謂，欠缺成就目標的動機，因而做起任何事來，缺乏一股熱情與幹勁，凡事抱持可有可無的態度，而過於隨興的後果，當然無法凝聚成功之動力來，原本中國大陸軟肋的晶片製造，現在已經可以自製，不出數年還可以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十年前一場太陽花學運，固然打破政府兩岸經貿的布局，同時亦打亂了台灣邁向國際經貿組織之規劃，敵對政黨為了反對而反對，完全無所謂，甚至暗中竊喜，然而國內政治人物面對此種局面，更是束手無策，除了政黨間彼此相互比爛之外，並且在可以預期的時間，大家除了眼睜睜的看見政客繼續擺爛國政之外，簡直一無是處可言，造成國內政治的持續不斷空轉不已。
假設台灣內部不能形成共識，俾大家做到共體時艱的地步，則今後不管哪一政黨執政，中華民國除了繼續原地踏步之外，斷無可能脫離內鬥虛耗之命運，這才是真正身為台灣人之悲哀，原本屬於台灣驕傲的面板產業，竟然不出數年之光陰，如今早已被中國大陸與南韓之同業徹底打趴於地，政府再怎麼輔助，業已為時晚矣，目前只有護國神山—台機電，仍然在國際社會尚有一席之地！
叁、民事責任的重點在於損害賠償
民法與刑法不同，民法講損害賠償，刑法講犯罪坐牢，前者主要涉及金錢的損害賠償，後者則涉及到人之生命權與自由權，遭受到國家剝奪的問題，歐盟28個成員國本於普世的人權價值，以及基於聯合國兩大人權公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之精神，如今已經完全廢除死刑。
唯獨我國與其他多數的國家，目前尚未採取徹底廢除死刑制度，但是今日的中華民國已將兩大人權公約的內容，予以徹底國內法化，並且制定其施行法。準此，雖然我國並沒有參與兩大人權公約的制定，卻完全繼受了兩大人權公約的實質的精神，所以本質上與全球多數國家同步發展，從而今日兩大人權公約本身，形同我國國內法的一部分。
既然民事損害賠償，牽涉到金錢上損害賠償事宜，凡是能夠用金錢加以解決的問題，其實就不是什麼太大問題，而一個人之所以須負民事損害賠償責任，乃是因為涉案當事人本身具有故意或過失，從而造成別人的損害，於是必須對受害者負起損害賠償之責任，而損害賠償是以回復原狀為原則〈民法第213條參照〉，若是不能回復原狀者，則是以金錢賠償受害者之損害，始為公平之道。
企業經營者創造利潤，本於「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精神，企業經營者有其特殊的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簡稱CSR。），比起一般人僅對自我自由意志下之行為負責，兩者實在是不可同日而語，此與一般民事上的法律責任，可說迥然不同，必須加以分辨清楚。換句話說，由於企業經營者有其特殊的社會責任，所以企業經營者所負的責任，遠遠超過一般加害人所負的責任，箇中的癥結在此。
正因企業經營者責任重大，縱使企業經營者本身沒有任何故意或過失，甚至屬於受害者之一，仍然須對消費者或相關之受害者，負起法律上的損害賠償之責任，這就是「無過失責任主義」的展現，企業經營者本身雖無過失，亦須對消費者與其他關係人負責，以中油公司為例，所屬油管曾經多次遭受到盜油者盜油，一旦因為盜油者技術欠佳，而污染到附近的民宅或稻田，中油公司本身分明屬於受害者的身分，尚且有義務「收拾善後」，除了自行修好油管之外，還要賠償當地居民因油汙所造成的損失，此乃法律課以企業經營者較高之責任使然。
肆、民法上的兩種違法行為
民法上的兩種違法行為類型，取決於雙方是否簽訂契約為準，彼此若無契約之關係，是為侵權行為責任，若是彼此具有契約關係，則屬於違反契約之債務不履行責任。雖然英美法制屬於不成文法，乃是以判例及習慣（Common Law，又稱普通法。）作為最主要的法源，惟於民事法律關係上，則是特別重視侵權行為法〈Torts）與契約法〈Contract Law），而不難概見侵權行為與債務不履行兩者，在民事法律關係上之重要性。
一、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
雙方如果沒有契約關係，即是彼此沒有「法源」依據，而其中的一方侵害他方的權利，在法律上構成侵權行為。依照民法第184條前段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也就是說，侵權行為之責任，係以故意或過失為基礎。沒有故意或過失，便沒有民事方面的法律責任可言，別無爭議。
所謂的故意，乃是「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刑法第13條第1項）；至於過失，則是「行為人雖非故意，但是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為過失。」（刑法第14條第1項）無論是故意，抑或是過失，兩者在法律上，都是屬於「可歸責於」當事人的事由之一，當事人必須就其本身故意或過失的行為，負起法律上之責任。
由於一方過失緣故，而不慎開車把別人撞傷，受害者主要可以請求三種的損害賠償：〈一）醫藥費之損失─這部分有醫院之單據；〈二）減少勞動能力之損失─這部分有受害者服務單位開立公傷假單據；〈三）精神上之損害賠償─受害者因為遭到撞傷，雖然受到痛苦，這部分卻沒有醫院之單據，法院依雙方經濟地位，用來決定損害賠償之金額，當然也與撞傷程度之輕重有關。
至於國際法上，則有戰爭之損害賠償問題，先前德國的前總理梅克爾在任時訪問中國大陸，在北京清華大學發表演說，但是在與學生互動時，被問及對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的看法。梅克爾說德國在二次大戰後的反思，是一個極為痛苦的過程，然而德國正視歷史的作法是對的，唯獨日本迄今始終規避其戰爭責任，反而特別強調兩顆原子彈對日本造成之損害，兩相對照之下，大家對之深有同感，德國早已走出二次大戰的陰霾，日本卻寸步難移，而心有戚戚焉。
基本上，我們認同梅克爾之說法，並且印證於歷史的層面，德國正視二次大戰之歷史，固然讓德國於二次世界大戰戰後獲得充分的救贖，從此使得德國遠離了希特勒的陰影，同時今日德國與納粹德國徹底畫清界線，德國透過整體民族深刻的反省，遂能重新從戰敗國再度興起，逐步成為引領歐盟向前發展的龍頭國家，尤其是西德前總理布朗德，在一九七○年代訪問波蘭華沙，不預警地跪在華沙的猶太受難者墓碑的那一幕，真正撼動了全球的人心。
二次大戰三大軸心國當中，只有日本迄未走出二次大戰之陰影，個中最重要的關鍵，在於韓戰的爆發，緊接著面臨冷戰時期的到來，美國為了遏阻共產勢力之擴張，於是乎大力扶植日本右翼勢力的興起，甚至於不惜包庇二次大戰的日本甲級戰犯，其中包括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的外祖父─岸信介本身在內，而後者日後還擔任過日本的首相，有了美國的撐腰，導致彼等有恃無恐，乃是其來有自。
正因為美國對日本的刻意縱容，日本與德國皆屬於二次大戰中殺人如麻的國家，可是在戰後的實際上表現，兩者卻成為極端的對照組，德國除了喪失掉其東半部領土—東普魯士，分別遭到蘇聯與波蘭的占領之外，同時也基於贖罪之考量，對於二次大戰後在巴勒斯坦獨立建國的猶太人之國家─以色列，給予天價式的大筆損害賠償，從此德國逐步走出了二次大戰之陰霾，並且成為今日歐盟的領頭羊。
凡此代表著德國是個勇於反省的國家，而日爾曼民族則是真正懂得懺悔之民族，從此德國真正走出戰爭之陰影，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接納，這絕非出於偶然。唯獨日本卻依然故我，至今猶不承認二次大戰之罪行，遑論進行賠償的舉動，甚至主張慰安婦係出於自願的性質，形同對於慰安婦的人格尊嚴，構成嚴重之二度傷害，德國在二戰之後的反思，經歷了痛苦的歷程，反而日本採取「一皮天下無難事」之態度，只要一味地否認到底，好像這一切戰爭罪惡皆與日本無關。
德國正視歷史的作法是對的，可以讓後代不至於重蹈覆轍，此舉值得世人肯定。可惜日本見不及此，根本不承認戰爭罪行之舉動，極可能演變成自欺而欺人，不免輕易葬送掉日本之未來！基於「刑法謙抑」的原則，刑法應該儘量限縮其適用的範圍，原則上只用來處罰故意犯，並不處罰過失犯，除非像公共危險罪，造成重大人員傷亡以及財產損失，對於具有過失行為之失火罪，涉案當事人仍然應該處以刑責。
二、違反契約之損害賠償─
假設雙方具有契約關係，如果其中一方違反契約之約定，即產生違反契約之損害賠償問題，此與上述雙方沒有契約關係的存在，而造成他方損害的侵權行為責任有別。
茲以一屋數賣為例，假設我把房屋賣給張三，價格為新台幣（下同）一百萬元，雙方訂立買賣契約，後來李四見狀之後，願意出二百萬元的高價，那麼在見獵心喜情況下，我又把同一筆的房屋賣給李四，除了訂立買賣契約之外，同時把房屋的產權，過戶到李四之名下，並且在地政事務所，完成變更所有權登記在案。
處在這種情況之下，基於物權的效力，優先於債權效力的原則，李四取得房屋之所有權，雖然我先把房屋賣給張三，然而雙方僅有債權行為，即是簽訂房屋買賣契約而已，可惜並沒有踐行物權行為，反觀我與李四之間，除了簽訂房屋買賣契約之外，另外已經辦妥了房屋產權之過戶登記手續，此為典型物權行為，而在地政事務所辦妥了產權變更登記，所以導致李四「後來居上」。
關於張三能對我個人主張何種權利？首先他不能向法院告我詐欺罪，主要的原因在於本案之買賣，我並沒有使用詐術，而使得張三陷於錯誤，遂對我為金錢之給付，完全不構成刑法第三三九條之詐欺罪暨其他相關罪名，充其量他能夠對我主張未按照契約履行罷了，凡此僅構成民事債務不履行的違約行為，只能向我請求民法上的損害賠償，如此罷了。
倘若張三為了購買上述的房屋，於雙方訂立買賣契約之際，業已對我給付了二萬元之訂金，那麼我只要「加倍返還」即可，就是除了他已給付的二萬元訂金之外，再多給付張三相當於訂金之二萬元，就算責任已了，這是完全依照民法第二四九條第三款規定：「契約因可歸責於受定金當事人之事由，致不能履行時，該當事人應加倍返還其所受之定金。」
如此一來，違約的我豈不是多賺了九十八萬元？蓋從李四那裡多賣了一百萬元，卻因違約賠償張三區區的二萬元，實際上仍然在金錢上獲益。碰到類似的問題，當事人必須深刻省思：究竟個人一時的金錢利益來的重要，還是雙方長遠的信用來得重要，不宜動輒見錢眼開，甚至見利而忘義，否則人與人間的信賴關係，便不可能天長地久。
伍、行政法上的損失補償
鑒於補償與賠償不同，補償係針對行政法上的合法行為而來，至於賠償則是針對民法上的違法行為而來，由於補償比賠償名稱上好聽，又沒有涉及責任的爭議，因此多數公務員喜歡補償的用語，而對於賠償則避之唯恐不及，其中的癥結即在於此。
此外，依照土地法第208條規定：「國家因左列公共事業之需要，得依本法之規定，征收私有土地。但是征收之範圍，應以其事業所必需者為限。一、國防設備。二、交通事業。三、公用事業。四、水利事業。五、公共衛生。六、政府機關地方自治機關及其他公共建築。七、教育學術及慈善事業。八、國營事業。九、其他由政府興辦以公共利益為目的之事業。」此即顯示出政府有權徵收私有土地，不過其前提在於要有法律上的依據，這就是行政程序法第4條依法行政的原理。
不過，政府固然有權徵收私有土地，但不能責成特定人為公益而犧牲，所以對私有土地所有人應該發放補償費，而政府於發放補償費之後，縱使尚未辦理土地產權過戶登記，依照土地法第208條前段之規定：「被徵收土地之所有權人，對於其土地之權利義務，於應受之補償發給完竣時終止，在補償費未發給完竣以前，有繼續使用該土地之權。」仍然取得被徵收土地之所有權。
陸、行政法上的國家賠償
行政法上的損失補償，係針對國家合法的行為，所造成人民的損失，而給予的損失補償，另外還有一種國家違法的行為，所造成人民的損害，同樣也要對人民負起損害賠償責任。
按照憲法第24條規定：「凡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者，除依法律受懲戒外，應負刑事及民事責任。被害人民就其所受損害，並得依法律向國家請求賠償。」此即國家賠償責任的法規上的原始源頭，由於憲法屬於方針性、原則性之規定，人民無法直接引用憲法條文，而為權利之主張，正如憲法第15條所規定：「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一旦人民失業，不能引用憲法第15條規定，要求國家給予一份工作，道理是一致的。
正因如此，我國在民國六十九年制定了國家賠償法，依照該法第2條第2項的規定：「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致人民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亦同。」只要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者，無論作為或不作為，人民皆可依上述之規定，請求國家賠償。
此外，公有設施若有缺失，造成人民的跌倒受傷，同樣可以依照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規定：「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或財產受損害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而請求國家賠償。
不過，請求國家賠償的對象，限於執行公權力單位，中油乃是依公司法成立的私法人，法律地位與台塑或鴻海公司無異，本身沒有公權力，當然不能執行國家公權力之公營事業，不是請求國家賠償的對象，只能依據民事法律關係來請求。
唯有在例外情形，國家賦予中油公司公權力，例如有關漁船用油方面，國家為照顧漁民的生活，政府對於漁船用油莫不有所補貼，但是漁船用油的補貼，乃是按照個別漁船的航程里程數，由國家來核實加以補貼，如果漁船加油站的站長，並未按照航程里程數補貼個別漁船，造成浮濫的補貼，必然有損於國家的利益，那麼涉案的中油公司船長，即可能涉嫌刑事案件的收賄與圖利罪責，絕非單純的民事責任而已，不能等閒視之。
柒、國家的社會補償責任
一次大戰失敗後，德國制定了威瑪憲法，極富社會主義之理想，而二次大戰失敗之後，對於德國來說更是創鉅痛深，因此戰後德國憲法標舉出「社會國」、「法治國」以及「文化國」的大纛，強調國家的義務與責任。
按照我國憲法前言，係依照國父孫中山先生創立的三民主義，作為中華民國憲法的最高指導原則，基本上社會主義之理想甚濃，現在的行政補償之發展趨向，已經不限於人民所遭受的損失，必須與行政權之行使，具有相當的因果關係，這樣子的「社會補償」制度，具有以公力來救助個人之衡平色彩，學說上稱為「衡平補償」，行政機關不一定有錯，或者縱使行政機關有錯，人民所遭受的損失，不一定因行政機關所引起，因此不考慮法律的因素，毋寧是從政治面或社會面來通盤考量。
我國社會補償法律，犖犖大者如下列各種：
一、戰士授田憑據處理條例〈條例即是特別法〉─
二、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
三、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
四、犯罪被害人保護法─
五、國軍軍事勤務致人民傷亡損害補償條例─
六、證人保護法─
上述各種社會補償法律，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本於事故爆發境遷多年，事實的真相難尋，只要在二二八事件受傷或死亡之人，不管是否屬於無辜受難者，抑或從事搶劫而遭擊斃之人員，一概可以按照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從而獲得國家補償，因此與一般的補償概念，確實有所不同。
一般的補償概念，乃是國家基於公益事由，責成特定人一定的犧牲，該特定人又無任何責任可言，當然應該由國家予以補償，以彰顯出法律所追求公平的正義，而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則因事隔多年，事實的真相莫可究詰，只能從寬處理，而別無其他的選擇。
捌、補貼在國家邁向工業化過程，有其階段性之實際需要
國家從農業立國，於邁向工業化過程，由於民族工業尚處於稚嫩狀態，無法有效與工業先進國家競爭，為了避免民族工業遭到摧殘，所以對於民族工業採取補貼措施，不能誣詆為「圖利廠商」，毋寧屬於階段性需要使然，但是民族工業不宜淪為始終扶不起之阿斗，永遠仰賴國家的奶嘴，毋寧應該向台積電學習與看齊，享有護國神山之名，而感到十分自豪。
不過，從國際貿易的觀點立論，基於「比較利益」( Comparative Advantage )的原則，唯有從事貿易之各個國家，各自發揮本身的專長，使出渾身解數提供各國廉價物品，最為符合所有當事國之利益，補貼從追求經濟效益來說，乃是不足為訓之做法，同時妨害自由公平的競爭，而世界貿易組織往往做此認定，主張補貼（Subsidies）嚴重違反公平的市場競爭，而加以嚴厲之制裁。
經濟上的補貼，無非指經由政府提供金錢，以降低生產者及消費者所面對的價格，獲得補貼的對象，通常是與公眾利益有關的產品，例如國內的油電以及自來水價格，政府憚於民意的壓力，始終面臨凍漲之命運，但是工廠需要大量的油電及自來水，則為不爭的事實，而公營事業提供便宜的油電及自來水，不啻降低國內廠商生產成本，提高台灣產品的競爭力，那麼對國外廠商言之，即構成不公平的競爭。
準此，這是理想與現實的拔河，在絕大多數國家工業發展過程中，雖然明知道補貼不是公平的做法，惟總是不能「見死不救」，所以大家都是按照本身階段性之實際需要，採取補貼政策，極少例外可言，從某種角度言之，補貼正如同鴉片，使得產業難以壯大。
玖、結論
賠償、補償與補貼三者，堪稱不同層次的法律概念，分別屬於民法、行政法與經濟法的領域，儘管彼此的法律意義迥異，然而卻有共同的法律理念，就是扶持弱勢的一方，則為不爭的事實。
法律講究公平的正義，可是對於公平正義之定義，千百年來言人人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論點，更是南轅北轍，毫無交集可言，唯有擷取兩者之所長，才能進行「創造性的轉化」（Creative Transformation），進而突破既有的侷限。
中國古人追求天人合一境界，凡事著重在內聖外王，而不假外求的結果，縱然受到百般的委屈，亦每每隱忍不發，認為老天會還其一個公道，所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只是時間未到。」不會刻意去「討回公道」，因而賠償、補償與補貼三者，對於傳統的讀書人來說，並不是值得重視之事項。
反之，西方人認為「法律不保護睡眠人」，無論如何千萬不要「讓自己的權利睡著了」，而德國法學大師耶林，更高倡「為權利而奮鬥」（德文Der Kampf ums Recht.）之名著，是以在西方世界裡，賠償、補償與補貼三位一體，變成極為重要之概念，人與人爭絕對不能忽略這些觀念，否則難免讓自己吃虧、上當，不過從世界歷史的高度，法律終究要人性化，並且賦予中華文化的內涵，而超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樊籬，才能令法律成為有血有肉的生命體，終於為世人所共同接受，方能臻於理想大同世界之境界。
大凡理想公平世界的追求，貴在賠償、補償與補貼三者，皆能做到面面俱到的地步，國際與國內間才能少一分怨尤，而多一分溫馨的人道主義關懷。